材料一 在明清易代的外部刺激和学术发展的内在因由下，传统士大夫的思想观念在明清之际发生了一系列蜕变，出现启蒙思潮。在学理上，明清之际的学者强调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密切结合，注重学术研究的社会效用。在君权和民众问题上，黄宗羲从历史发展入手，指出专制制度出现后，君主“敲剥天下之骨髓”“为天下之大害者”；唐甄从人的本质上指出“天子虽尊，非天地大神也，皆人也”“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顾炎武则从国家治理上指出“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

                                           ——摘编自王记录《论明清之际士大夫思想观念的蜕变》

材料二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认为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并于1915年5月创办《青年杂志》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期间，新式知识分子率先以人的资格从封建宗法制社会中自觉起来，冲破封建专制思想文化罗网，在带着兴奋和焦躁的救亡图存的时代情绪下，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几乎所有一切关于人权、平等、自由、博爱、科学、民主的种种思想，与托尔斯泰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主义，都纷纷被译介过来，共同汇成了一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大潮。

                                   ——摘编自朱鸿召《论新文化运动中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使命担当》

材料一   中晚唐时期，韩愈借鉴佛教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韩愈在孟荀评价问题上：凡涉及“道统”建构方面的，标榜孟子而贬黜荀子；而在此外的文本言说中，则大致遵循“孟荀齐号”的成说。韩愈认为，只有当封建统治阶层尤其是皇帝真正回到儒家所建立的正统秩序中，才能实现国家中兴。“道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从“道统”的建构方式和过程来看，韩愈以孟子“传道”说为形式依据，以孟子“距杨墨”为关键内容，然而除此之外，甚少涉及孟学其他领域。譬如孟子的“性善”说，韩愈对其似乎无动于衷。

——摘编自张明《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材料二   乾嘉新义理学承清初以降反理学的“黎明运动”，具有一套迥异于宋明理学的意义系统，而与荀学构成意义上的共契。首先，乾嘉新义理学力倡“达情遂欲”说，而荀子的自然人性论思想正与此相契合。其次，荀子的重礼思想则启导了乾嘉新义理学“以礼代理”说的创生。最后，乾嘉学人既持“以礼代理”说，则重学尚知的荀学必为其所崇，因为作为外制度和规范的礼需由“学”方可获致，而与主内在“反求本心”的孟学不相契接。明清易代，经史之学取代心性之学蔚然兴盛，荀子以传经之功获得道统合法性，乾嘉学人遂以荀学为奥援渐次建构起义理体系，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宋明理学的价值体系。

——摘编自孔定芳、高季红《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材料一明清君主强调自身合法性的依据，既诉诸于传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儒家正名理论，也诉诸于神化君主世袭罔替的血统高贵性和道德完满性。可是，明末吕坤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而剥天下以自奉哉？”清初唐甄说“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直接戳破了君主自我神化的虚伪性。

——摘编自孙邦金《明清儒学对君臣关系与忠君伦理的多元省思》

材料二20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学术层面人们向西方学习的主动性空前增强。很多西学由日本引入，而引入的内容也从科技转向哲学、社会科学。加之新式学堂的增多，西学思想进一步传播，儒学与政治绑定关系逐渐出现裂痕。从废除科举制度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儒学丧失了全部的政治保障，知识分子纷纷转型，使儒学的传承中断。

——摘编自于跃《中国近代儒学的式微及反思——以张锡勤先生〈儒学在中国近代的命运〉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