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易代使得蹈虚凿空的晚明学风成为众矢之的，清初学风由玄虚而趋健实，“经世致用”蔚为风尚。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全面反思和追溯明代政治经济和学术文化，对封建君权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设计出了各种“限君”“抑尊”的方案。 他们理直气壮地主张顺应和满足作为自然人的本能要求，反对封建理学家冷酷而虚伪的禁欲主义，“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 向无人欲，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 基于“保国富民”的诉求，他们对重商主义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总之，凭借着王朝更迭的权力真空和较少顾忌的思想言论氛围，他们在痛心疾首之余，发出较多惊世骇俗之论。
——摘编自孔定芳《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潮与明遗民的诉求》
材料二 19世纪初再度复兴的经世致用思想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体系的封闭性，表现为经世派兴利除弊之法仅从中国“古圣先贤”那里去寻找。他们多有重农抑商倾向，虽对时弊不满，但面对那些“化外诸夷”，仍自诩为天朝上国。 鸦片战争的惨败，使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面临严峻挑战。以魏源为代表的开明经世派没有固守成法，而是审时度势，结果经世致用思想较快地向近代转变。林则徐等人热心于边疆史地，追求海外新知，“鉴诸国”“法苟善，虽蛮貂吾师之”，开始用“五大洲”这个近代的地理概念来认识和说明世界，而不再局限于“九州”“夷夏”的偏见之内。他们力主通过正常的对外贸易，来交换西洋的火器船械，并把丝茶作为重要的外销商品，与夷商争利，以求富争利来反抗侵略。到1861年前后，经世致用思想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摘编自田永秀、刘斌《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内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想的变化及其影响。
材料一 明代，政府规定必须有丰亩栽种桑麻木棉，栽种桑麻是为了“衣被天下”。凡种桑麻果树，不论多寡，都免征若干税赋。……种植甘薯不拘土壤与地形，因此山地。畸幸地、沙地，无不可以插栽薯藤，甘薯遂成为中国各地农村普遍栽培的食用作物。由于玉米.甘薯的推广种植，农民在解决了基本食粮之后，能够将部分粮食投入市场。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
材料二 相对应于16-18世纪的欧洲商业革命，一些学者认为16-18世纪的中国也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其主要表现为全国五大经济区域的形成以及以十大商帮为贸易主体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促进了明清社会的白银货币化……中国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被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摘自张丽《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与中国》
材料三 明万历苏民无积聚，多以丝织为生。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机业……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代”。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七六引《苏州府志》
材料四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这一时期农业的新变化。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分析明清时期商帮繁盛的有利因素。
(3)根据材料三和四，指出明清工商业发展出现的新现象，并结合所学分析其产生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以激烈变革的时代为背景，以崛起的士阶层为骨干，以兴旺的私学为基地，战国时代，学术思想界出现了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难的空前繁荣的文化气象，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
——摘编自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 宋代在哲学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伴随通经致用，讲求义理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出现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等诸多流派。……宋儒诸子融汇各家，援佛入儒，建构成新儒学体系，不仅升华了抽象思辨，而且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
——摘编自杨迪《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
材料三 明清之际是诸种矛盾交织、发生翻天覆地巨变的时代。一方面封建专制集权高度膨胀，礼教纲常愈趋苛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极端腐败，纲纪凌夷，政教失控，危机四伏，正统礼教的腐朽阴暗面暴露得更加充分。……明中后期工商业的发展和近代科学的传入，也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为思想界注入新的时代气息。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股要求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潮。
——摘编自施建中《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理学在传统儒学基础上有哪些创新之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末清初社会思潮出现的历史背景，概括其思想特点。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论语》
子曰：“苛政猛于虎。”
——《礼记·檀弓下》
材料二 建元元年，汉武帝广招天下贤士，垂询治国之良策，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摘编自陈翠芳《试论董仲舒思想对儒学的双重意义》
材料三 在一批心志高远的学者的促进下，理学于宋代兴起。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自熊玠《儒学在美国的故事》
材料四 思想家黄宗羲严厉抨击君主专制制度，称专制帝王为“天下之大害”。他还反对重农抑商观念，提出“工商皆本”。顾炎武、王夫之也对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批判。他们还有一些重要的见解，如顾炎武认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摘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概括孔子核心思想及其政治主张。(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汉代董仲舒对先秦儒学有哪些发展。
(3)根据材料三及所学知识，分析理学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的深远影响。
(4)明清时期，儒家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结合材料四指出其突出的主张有哪些？
(5)综合上述材料，你认为学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何现实意义？
材料一 （明清）市镇是商业与手工业中心，是人流与物流的集散地。它不像县城和府城那样带着某种僵化、凝固的惰性；相反，它是富有开放性和进取性的。四里八乡的农民到这里来出售自家生产的商品，天南海北的商贾到这里来收购畅销于国内外的各种商品，并把它们运销到全国各地的市场，它是充满活力的、不断发展的经济中心地，不像乡村那样带着封闭性。
——卜宪群《中国通史》
材料二 在黄宗羲那里，由于皇帝胡作非为而“丧天下”的办法，已开始放弃了程朱理学，而企望通过建立现实制度来得到保障，这可以看做“内圣”之学有了向外的新开拓。明中叶以来，无论朱学或王学，都有走向现实世界的普遍趋势。近乎科学的实证之风开始吹起，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化兴起、众多科学论著的出现等，都表明当时社会结构、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某种重要的变动，这可能是使理学内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好些人都有“工商皆本”的观念，与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传思想开始有了离异。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1)据材料一，概况明清市镇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分析其繁荣的原因。
(2)据材料二，概括明清时期儒学“新开拓”的主要表现。并说明明清市镇的发展与儒学“新拓展”有何内在联系。
材料 顾炎武认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国历史上，“天下”兼具地理意义与文化意义。在秦大一统之后，“天下”的地理意义与“国”的地理意义逐渐重合，而“天下”的文化意义则得以保留，并获得新的发展。“天下”是每个人的自我道德意识，是构成家的组织、国的组织的文化基础。在儒家看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起自我的道德责任。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责任唤醒自我的德行，投身到私人关系中去建设家庭，投身到政治关系中去建设祖国。而在兵荒马乱、国破家亡之际，每个人仍旧需要坚守自我的德行。
——摘编自朱光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的家国情怀》
提取材料信息，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知识，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进行历史阐释。（要求：阐释须史论结合，表述清晰）材料一 与汉唐相比，宋代确实在诸多方面表现出更强烈的开放包容气象。在这个时期，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也促进了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宋代还与外国建立了贸易关系，推动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和融合。宋代科举取士不问家世，取消了唐代工商杂类不得参加科举的规定，并实行誊录、糊名等更有利于公平的措施，罢除了唐代的通榜、公荐等对世家子弟有利的做法。录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在制度上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打开了通过科场的角逐实现社会流动的通道。如寒门子弟欧阳修、范仲淹科举显荣，边远士子苏轼、苏辙同榜登科。在宋代，文化的发展表现在多个方面，如诗词、小说、绘画、书法等，这些文化形式的繁荣为文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尽管宋代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有很高的开放度，但宋代仍然运行在王朝体制的轨道上，其基本制度、基本观念、生产关系等规范社会运行形态的基本因素并未出现根本的变革，有些方面，例如对百姓的苛重负担、政治生态的每况愈下等有过之而无不及。
——摘编自黄纯艳《新变与局限：宋代社会的开放度》
材料二 到了宋代，由于知识传播的成本大幅下降，士绅的规模日渐扩大。士绅阶层是平民社会当中连接国家与个人的中介，将一君万民的社会结构联系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北宋）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三纲领八条目则进一步内化于一般士绅的心性当中，日常的洒扫应对亦可体会天地之理，修身齐家亦有治国平天下之功，理学的精神也因此自觉深入到民间基层。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要》
材料三 如果一种思想成为拥有权力的意识形态而笼罩一切，这时，会有一些空洞的套话反复，这些话语不仅会常常写在书里而且会成为背诵的教条，甚至当作生活的金科玉律…我曾经相当注意明代和清朝初期，皇权运用普遍主义的真理观念对思想的垄断和遏制。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开放包容气象的主要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在宋代“理学的精神也因此自觉深入到民间基层”的原因。
(3)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明清之际中国的思想界出现了什么问题？进步思想家产生了哪些新思想？
材料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他的经济思想丰富而深刻。他提出“利在于民，犹在国”的原则，强调“天子不能与万物争权”“民得其利则财源通”。他还主张，对手工制造业、矿冶业和商业等行业，封建国家应“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他还指出，“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是常情也。……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认为应通过尊重人的本性来管理经济。他主张要“藏富于民”，指出“有生财之方，而后赋税可得而收也”。财政分配应兼顾中央和地方，要使“州郡有余”。发展社会经济要“与天下同利”，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这些思想至今仍散发着光彩。
——摘编自田泽滨《顾炎武经济思想简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顾炎武经济思想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炎武的主要经济思想。
材料一 汉朝建立六十多年以来，标榜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合时宜。武帝即位诏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新阳而疏阴”，所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均出自天意，不可变更。其思想深得汉武帝赏识。孔子修订的《诗》《书》《礼》《易》《春秋》被统治者尊为“五经”，被定为“法典”，传经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从此儒学成为汉代文化思想的主流。
——摘编自王新婷、金鸣娟、姚晚霞编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物”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指一切事物,凡天地之间,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圣人只说“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静若动,凡居处饮食言语,无不是事。”他说:“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而物之所在莫不有理,且如草木禽兽,虽是至微至贱,亦皆有理。”
——摘编自刘畅《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三 王守仁把“心”上升到“与物无对”的唯一“主宰”地位,“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声称“理”“物”只是“心”所本有,有是心才有是理,“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良知即是天理”,“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为学者,异端之学矣”。王守仁讲:“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他认为,“良知”是知行的本体,知行是复那本体的“功夫”。
——摘编自周立升《良知的实现从本体视角评王守仁的“良知”论》
材料四 有学者总结出“需要一竞争—选择”这么一条发展脉络：社会首先提出理论需要，社会各阶层根据这一需要作出反应，由于各阶层利益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理论认识，而各种理论认识通过社会满意程度来反馈，从而实现理论的选择。但我们认为，如果再考虑到历史机遇问题，即“需要一竞争一机遇一选择”，或许会更全面一些。偶然的机遇决定了当时的社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很快发展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
——摘编自张洪波、葛善泽《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迅速传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时儒学呈现出的新特征。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宋明理学对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
(3)根据材料二、三,指出朱熹与王守仁思想的共同点,并指出他们明“理”的不同途径。
(4)根据材料一、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儒学相比，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思想的独特“机遇”。
材料一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在政治思想上的反映。这是一个对空谈心性的灾明理学末流进行批判、新旧思想观念激烈冲突的所谓“天崩地解”的时代，是在最广泛意义上开始探索新世界、设计人类社会新计划的所谓“天工开物”的时代。此时的启蒙思想家以各自的表现方式，比较全面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和统治阶级的昏庸无道，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各种禁锢人性的陈规与说教。这一时期，有的思想家提出了“自由私产”“夫私者，人之心也”“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的主张，有的说“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必使治天下之举皆出于学校”，有的讲“法有可采，何论中西”，“寓通几（即哲学）于质测（即科学）”，倡导求实学风，对宋明以来“蹈虚空谈”的学风是一个否定。
——摘编自张华荣《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简论》
材料二 中国近代启蒙是在民族救亡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由于知识分子的优患意识、危机意识的存在，外来思想输入中国后常常被赋予中国式的解释以达到政治目标，不可避免带有中国特点。即不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和启蒙思想转变的内在理路，前者可划分为戊戌启蒙、辛亥启蒙和五四启蒙，后者可概括为传播现代理念、建构现代国家和塑造现代国民三个方面。从戊戌启蒙到五四启蒙都有近代欧洲启蒙的批判精神。然而，近代启蒙的遗产不是理性的实现，而是“工具理性”的实现，个人自由、解放服从于国家独立、富强，民族解放高于政治民主。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规范、制度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现代社会的规范、制度还没有真正确立，这是一个"两头都不靠岸"的时代，启蒙者忽视了启蒙思想内在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但是启蒙的批判精神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所需的推动力量。
——摘编自杨全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演进的逻辑与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进步主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古代和近代启蒙思想的共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