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湘鄂赣地区在民国时期是较为富庶之地，矿业、纸业是平江的主要工业，浏阳出产鞭炮、夏布等大宗商品，工商业较为发达。国民政府的围剿和掠夺，破坏了生产，激化了社会矛盾；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开辟给受压迫阶级带来了新的希望。从1929年冬至1931年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先后设立省县区各级苏区红色银行，发行了几种版别的银币和五十多种苏区纸币。苏维埃政府发布《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为创办工农银行颁发的布告》和《敬告群众书》，向群众广泛宣传并进行政治动员。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改革为巩固苏维埃政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摘编自《红色金融史：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将各解放区的地方银行整合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行。在建立中国人民银行体系的同时，人民政府还建立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合作银行等国有专业银行。人民政府还接管了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保险机构，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新中国成立后，私营银钱业倒闭成风，人民政府推动其走向联营、合营，向公私合营转变。在农村，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了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的工作方针。首先建立信用互助小组，再由互助小组逐步发展到信用社。到1956年，一乡设立一个信用社，实现了农村信用合作化。

——摘编自赵学军《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与历史经验》

材料   1949～2012年我国城乡关系的演变

——摘编自年猛《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城乡关系战略的演进特征及其内在机理》

材料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从海上入侵我国沿海地区，迫使我国签订了多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开始由传统海洋意识向近现代海洋意识转型，许多仁人志士开始放眼看世界，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但大多是有关海防之策。这种消极被动的海防观念在甲午海战中随着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而破产。严重的海疆危机，也唤醒了少数中国人的海权意识。孙中山指出，海权是国家主权范畴，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国家独立、恢复主权是争取海权的前提。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中国领导人根据当时海洋斗争的实际需要，制定了一些重要政策，这些政策集中体现在中国政府深切认识到建立海军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关于领海问题的声明和对南海诸岛与钓鱼列岛的主权宣示等几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体系，中国人的海洋意识不断更新，逐渐向现代海洋意识过渡。现代海洋意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内涵丰富，内容广泛，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全面的海洋意识、主动的海洋意识、开放的海洋意识。

——据徐质斌《海洋国土论》整理

材料一   唐宋时期，官宦世家缔结婚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时代转变。自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士族等级内婚制，入唐后其流风遗俗继续存在。唐代官宦世家婚姻崇尚阀阅，主要表现为旧门阀士族间互通婚姻、新贵攀附旧门以及新贵间互通婚姻。唐太宗、唐高宗等统治者积极引导新贵间通婚，引领婚姻价值取向由传统门阀向官品、人才等方面转向，推动“官宦”“忠孝”“道义”“学艺”等成为“天下士大夫”的评判标准，但终唐之世尚未形成能够取代崇尚阀阅的新取向。中晚唐及五代时期，藩镇割据，战乱频仍，受新兴势力冲击，门阀势力更加式微。门阀宗族制下“士庶天隔”的门第等级观念，至宋代已基本消失。“婚姻不问阀阅”成为由唐及宋婚姻价值取向变化的显著特征。同时，宋人逐渐接受了更为重要的婚姻条件，那便是贵人物，甚至是“贵人物相当”。重视“人物”是一种综合考量方式，不仅包括个人才能，还包括个人资财、家世及家法影响下的个人品行。

——摘编自隆萍萍《唐宋婚姻的承继与演变》等

材料二   1950年，新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之后，北京市迅速开始推广，一方面采用多种方式普遍宣传，如电影、戏剧、广播、黑板报等；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切实落实，如成立辅助机构推动婚姻法深入贯彻，采用教育为主、惩办为辅的方式处理破坏婚姻自由的问题等。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和北京市各级政府的宣传与推动下，老年人开始接受和支持年轻人追求择偶自由，年轻人也开始积极主动要求和争取按照自己意愿选择结婚对象。随着贯彻婚姻法运动的不断深入，北京居民传统的婚姻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北京居民择偶方式的变化影响着民众日常生活，促进民众生活朝着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庄秋菊《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居民择偶方式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