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世纪，伏尔泰、狄德罗等人自称为哲人。同时期，反对哲人的人自称“反哲人”。“反哲人”中既有纯粹的虔诚传统的代表，也有因循传统的保守派人士，还有想煽动冲突并火中取栗以获取物质或象征性好处的人。他们认为，哲人“既颠覆王座，也颠覆祭坛”，对启蒙运动展开持久的抵制，形成了反启蒙运动。

——摘编自石芳《从“伪君子”到“阴谋家”——反启蒙运动塑造的启蒙哲人形象》等

材料二   哲人与“反哲人”并非如字面上这样明确对立。由于信念上的分歧或利害关系，部分“反哲人”与哲人存在巨大的妥协空间。如，弗雷隆在诸多政治、财税、社会问题上的看法与伏尔泰非常接近，以至于被视为一个反伏尔泰的伏尔泰主义者；帕里索尖锐抨击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成员，却始终崇拜伏尔泰。

——摘编自石芳《反启蒙运动的两种研究范式——反启蒙思想与反哲学运动》等

材料三   “反启蒙运动”这个概念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但如果就此预先假定“启蒙运动”是一个独一的、和谐的整体，而“反启蒙运动”就成为其立场观念一致的对立面，就意味着，抹去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色彩。众多“启蒙思想家”根本就没有两个人在观点上绝对一致，甚至有些人能否被称为“启蒙思想家”都存在尖锐争议。如，卢梭被一些人奉为伟大的启蒙哲人的同时，又被另一些人说成是“反启蒙”的先驱。启蒙运动异常复杂，并不存在界限分明的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

——摘编自高毅《浅论启蒙运动的内在紧张》等

材料一   启蒙运动作为一次思想文化运动，在18世纪中后期从英、法等国传入德国以后，由于德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出现了新的特点。启蒙运动在德国的政治努力成分相对不足。它既不像英国一样是17世纪中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也不像法国那样以1789年大革命的思想准备而出现，而是针对当时德国政治上四分五裂的状况，在宣扬理性、宽容、进步等启蒙理念的同时，将民族意识的提升和民族的文化认同作为自己努力的主要目标，希图以此促进德意志民族的统一。由于相关努力纯粹是文化领域的，它体现出来的只能是一种文化气息浓厚的民族主义。

——摘编自邢来顺《启蒙运动与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

材料二   20世纪10年代的这些启蒙思想者号召国人负起民族、社会、历史的责任，摆脱民族和国别的局限性，用世界眼光观察一切，绝不能以“国情”为借口拒绝学习普世性的文明：“我国青年……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西方的启蒙运动确立了“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政治理念，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则使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把民主和科学视为立国之本。

——摘编自王铁群《新文化运动一中国的启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