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583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进入广东，开始传教。然而，中国人对基督教这个舶来品最初是不感兴趣。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传教士学汉语、用汉姓、穿汉服，读儒家经典，顺应中国习俗，介绍中国人所陌生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吸引中国人。西学随之在中国传播开来。

——这编自用人员《川学东街对中川文化自信的冲击人儿儿们》

材料二   18世纪出现了席卷欧洲的“中国热”现象。法国伏尔泰《风俗论》（1756）中。以中国为矛攻击当时法国社会的政治和宗教制度。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大力推崇儒家的理性精神，认为中国人已经形成了建立在理性而不是神启基础上信仰自然的宗教。中国还成为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魁奈为首的重农注意者阐发思想的参照来源。魁奈通过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文献了解中国。他在1785年发表的《经济表》中将中国树立为欧洲重农典范和理想社会。在讨论中国君主制时，他说“我从有关中国的报道中得出，中国体制建立在明智和稳固不变的规律基础上，虽然帝王发号施令，但是他行为检点。”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1767）中，魁奈认为中国的专制不是建立在武断的奇思妙想上，而是遵照规律法则，关注的核心是人们的福祉与社会和谐。

——改编自黄丽娟《“中学西渐”——欧洲现代精神的中国借鉴》

材料一   在苏格拉底看来，雅典民主制极容易在一种盲目激情引导下作出种种错误的决策，以致把它变成了某种天然合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整个中世纪的西欧在国家政治方面基本上是没有民主可言，但来自古罗马文明和日耳曼原始文化的许多民主因素仍保持着活力。更重要的是，西欧正静悄悄的发生了一些意义深远的事变——个人和民族两个层面上的自由意识的觉醒，就是由这些事变促成的。

材料二   在“光荣革命”的酝酿时期，洛克的政治思想通过《政府论》下篇的法文译本而广为传播，从而“为欧洲的立宪语言创造了前提条件”。他同意霍布斯关于人生而平等，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的观点，但他不同意霍氏关于人们在订约建国时放弃了自己的全部自然权利的看法。他“不仅完全从权利和自然权利的角度来为反抗的合法性做辩护，而且进一步把反抗的权利赋予‘全体人民’，甚至将其赋予‘任何单独的人’，但为了保障个人的各项自由权利，这种主权应当受到一些必要的限制，如何限制？首先人民的革命权，其次必须对主权进行分割”。此外洛克还提出了“多数原则”，政府可以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管理国家。

——以上材料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自称“哲人”，贬斥、抨击哲人的人自视为“反哲人”。巴黎大主教曾发布训谕斥责卢梭，维护受到攻击的基督教；一些人在《审查周刊》等保守报刊上发表丑化哲人的文章，充当君主政体的“唱诗班”；还有一些人为争夺地位与荣耀而“选择阵营”，不断向哲人发起挑战。“反哲人”把哲人的“危害”总结为“既颠覆王座，也颠覆祭坛”，这是法国革命中“哲人阴谋论”的核心内容。

“反哲人”花费大量精力刻画哲人的负面形象，但效果并不明显。启蒙运动时期189部含有哲人角色的戏剧“处处都涌现出对比鲜明、令人震动的哲人形象”。 “反哲人”构想的“哲人阴谋论”在启蒙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认知体系中并不新颖。虽然集“哲人阴谋论”之大成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历史的报告》曾轰动一时，但随着普遍的思维方式的改变，“阴谋论”很快被时代抛弃了。

——摘编自石芳《从“伪君子”到“阴谋家”——反启蒙运动塑造的启蒙哲人形象》

材料   19世纪被冠以“历史学的世纪”之名。一个时代的思想归根到底是这个时代与社会的反映或折射。这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雄视天下，可谓志得意满”。法国大革命使德意志人民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同属性”，发掘德意志的历史则是最有效的途径。19世纪30年代，德国史学家兰克通过对近代一些著名历史学家的分析研究，系统总结贯彻了“如实直书”的原则，运用史料批判方法严格考订各种史料，强调以第一手档棠文献材料为基础来撰写历史，但第二手史料绝不是完全没有用而必须被舍弃的。兰克继承并发扬了自修昔底德以来的政治军事史传统，在他看来，历史著作的主角只能是那些在历史舞台上最耀眼的人物，民族与国家，正是兰克等人在史学科学化，专业化方面所做的努力，使德国成为19世纪西方史学的中心。

——摘编自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