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世纪的中国以物质技能和经验科学而论，都与欧洲不相上下，尤以伦理道德、政治实践见长于欧洲。中国茶文化雄霸英、法、荷兰，华瓷已随茶文化而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欧洲日用器皿的大宗商贸。由茶文化牵动的中国装饰艺术、饮食文化与庭园艺术也在欧洲熠熠生辉。中国的君主政治也曾是法国朝野主张改革的人物追求的楷模。

——摘编自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文化开始大规模的由浅入深的被引进中国。以仿造西洋船炮、改铸传统火器为主要内容的科技引进与创新活动迅速兴起，出现了一段研究船械的热潮。与此同时，数学、化学、医学等科学也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来。到20世纪初，清政府制定了相应的科技政策，鼓励发展科技，中国科学家队伍开始形成，许多留学归国的学者们给中国科学界带来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科学的思想，其工作成就为国际所公认，这标志着西方近代科技在中国的确立。除此以外，西式的服饰、饮食、建筑风格等也深深影响着中国的一些非农地区。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

材料一   资产阶级国家分权理论最早来源于李尔本的“分权构想”。英国革命中的左翼民主力量、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自耕农的政治代表、平等派思想家李尔本在1649年出版了《人民公约》，提出了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反对行政粗暴干预司法工作的主张。1651年，霍布斯发表《利维坦》，他从“自然状态”“社会契约”方面来论证国家来自“人授”而反对“神授”。人们把“自然权利”转让出去。授予契约的君主集国家权力、教会权力于一体，不可限制和分割，人民只能服从君主，不得反抗，约翰·洛克在总结李尔本分权论和霍布斯集权论的利弊之后，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资产阶级国家两权分立学说。洛克认为：在政府中，“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力，即立法权”，它是神圣的、不可变更的；任何人的任何命令，“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所选举的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都不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握有国家的实力”的执行者，不得阻碍议会集会和行使职权，只能忠实地执行国会所表达的民主意志。孟德斯鸠正是在对洛克理论和英国政治制度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资产阶级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学说，该学说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政治原则。

——摘编自苏艾平《启蒙运动在英国最早兴起的原因及影响》

材料二   启蒙的目的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而启蒙的途径又只能是自由，即人可以在一切事情上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因此，无论是从价值论还是从工具论的意义上看，启蒙都是要紧紧地抓住人的自由这一根柢的。然而，当启蒙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它却逐渐偏离了本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因为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才是第一位的，至于启蒙也是为了激发人们的国家意识和个体意识，个人要为实现国家富强的目的服务，所以中国的启蒙事业就本末倒置，迷失了方向，具有急功近利和工具主义的特征。正是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启蒙在近代中国所遭遇的坎坷命运。

——摘编自胡应泉《启蒙的困境——启蒙在近代中国的命运简析》

6 . 苏格兰启蒙学派代表大卫·休谟(1711—1776)指出：“道德准则既然对行为和感情有一种影响，所以当然的结果就是这些准则不能由理性得来；这是因为单有理性永不能有任何那类的影响……道德准则刺激情感，产生或制止行为。理性自身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无力的。”这一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