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很多西欧天主教的传教士经由海路来华，真正在中国打开局面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1582年来到中国，他采取了较为明智的办法传教。首先，争取上层官僚、士大夫和皇帝的支持。1601年利玛窦到北京，明神宗召见了利玛窦，破例允许他在北京居留传教，礼部尚书徐光启、工部员外郎李之藻等均与利玛窦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利玛窦采取中国习俗进行传教的方式。他穿儒服，习华语，研究中国典籍和社会风俗，尊重中国人的尊孔习惯和纲常伦理。利玛窦还采取以学术为媒介，借助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艺术等方式传教。他在北京参与译书修历、绘制地图、传教等活动，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同时，在中国奉公守法，为朝廷，为官府勤劳服务，坚持与官府和民众保持友好关系。利玛窦等采用的天主教儒学化的传教方式，被康熙命名为“利玛窦规矩”。利玛窦之后，耶稣会传教士中影响最大的是德意志人汤若望和比利时人南怀仁。综观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播的西方学术，有欧洲古典科技知识和学术思想，还有近代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徐光启认为这些西方学术“是格物穷理之学”。西学启发了中国思想界，促使中国思想家重新审视中国文化，提出了具有近代特征的思想命题。李贽的人类天赋平等思想或从天主教教义中得到某些启发。黄宗羲系统研究了传教士介绍的西方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类似孟德斯鸠表述的权力制衡思想和民本思想。

——摘编自吴乃华《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