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作为“上帝的使者”兼“文化大使”的耶稣会士，直接在中西双方架设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就来华的耶稣会士而言，当他们面对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国家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相对较强大的东方大国，而明智地认识到，唯有遵循“恪守中国的法度”礼俗，方能有在华立足安身的机遇。大量西书的传入，使得明末清初出现译书热潮，这些译著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吸纳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输入欧洲，儒家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对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影响极为深刻。入清以后，清帝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维护“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和“天朝上国”的地位，清廷竭力推崇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西学中源”观念。1837年后，为清廷效力的传教士遂告绝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遂归于漫长的沉寂。

—摘编自马骏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曾经派遣使团来到中国，以期达到通商的目的，而乾隆皇帝却拒绝了这一使团有关开商埠减课税的要求，理由是天朝物产丰盛，没有与他国通商的需要。回顾两者的社会背景，英国此时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然留在封建社会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的过程中，都在觐见皇帝之时发生冲突，即三跪九叩之礼。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廷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开始了解、接受西方文化，更全面地关注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等。这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

—摘编自赵君尧《鸦片战争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材料一   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难题”。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其中最直接的就是人才的选拔制度。中国科举制度是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以儒家的经典作为考试的内容，科举考试注重什么，学校也重视什么，科举考试支配下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是记诵经典章句善于文辞而缺乏实学的人才，士子为科举考试而学，学校为科举考试而教。

——摘编自谢伟岸、肖志坚《从李约瑟难题看科举选才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兴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这些工业需要大批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19世纪60年代初京师同文馆成立，接着电报学堂、实学馆、矿务学堂等各类实业学堂纷纷创办。洋务派很重视翻译西方著作，这些著作涉及数学、化学、物理、天文、地质学、开采、冶炼、医学等。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在实践中逐渐意识到要掌握西方先进技术，更有效的办法是将有造诣的学生选送国外留学，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出国留学生有400余人。

——摘编自商鸣臣《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人才的培养》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各种人才奇缺，科技工作更是如此。党和政府从思想到行动开始理顺并探索科研工作以及科技人才的管理方法。1949年11月1日成立中国科学院；1951年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海外科学家归国，并且通过留学苏联、东欧等国家以及建立研究生招考制度培养新中国的科技人才。1952年中国收到了近5000种苏联免费提供的书籍，其中许多书被列入中国出版社的翻译出版计划。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之后高校科研机构发展起来，逐步形成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等组成的科学研究体系。到1955年，我国科研机构达840多个，科技人员增加到42.5万人。

——摘编自于飞《建国70年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与发展》

材料一   万历三十年（1602年），利玛窦与李之藻合作在中国刊印的《坤舆万国全图》，共六幅拼接而成。 由椭圆形主图、四角圆形小图与中文附注文字组成。 主图为世界全图，显示五大洲相对位置，中国居图中心。序言中有“又以地势分舆地为五大洲，曰欧罗巴，曰利未亚（阿非利加），曰亚细亚，曰南北亚墨利加（亚美利加），曰墨瓦蜡泥加（麦哲伦之洲）”等信息。 但由于当时地理学知识有限，图中误将大洋洲和南极洲两片大陆绘为一体。一些士大夫将此图斥为“邪说惑众”，并且攻击说：“直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听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

材料二   考据学在清代发展成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倡汉儒的训诂考订，又称汉学、朴学。又因其主要兴盛于乾嘉时期，又称乾嘉学派。其主要内容是从文字音韵、名物训诂、校勘辑佚等方面入手，从事经书古义的考证，并由此推广到其他书籍。

清代考据学起源可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他们治学严谨，提倡汉学，但不泥古，强调通经致用。在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后，始终对汉族抱有严重的戒心，但与元代不同的是：一再标榜所谓的“满汉一体”，编修《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造成一种重视文化的假象。在这样的背景下，考据之学遂盛。 而乾嘉考据学派热衷于为考据而考据。段玉裁所写《说文解字注》，在文字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被称为“千七百年来无此作”。 王念孙所写《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则是乾嘉时期有关训诂、校勘的代表作。

——摘编自宁欣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388页

材料一   16世纪欧洲人用新的研究方法对旧观念做了新的诠释，有学识的居民都认为自己处于一个充满变化与新奇的时代

——【美】美劳伦斯·普林西比《科学革命》

材料二

图1和图2均为17世纪荷兰海港小城代尔夫特优秀的风俗画家维米尔的作品。图1中一位地理学家正埋首绘制地图;图2中女子手持天平，面对珠宝钱币，思考财富的意义。类似题材，在同一时期其他荷兰西家笔下均有至现。

图3以《坤与万国全图》为背景。地图前的人物分别为利玛窦和徐光启。其中徐光启手持《几何原本》。图4是中国明朝著名画家仇英以苏州府的繁华市井为主题的风俗画，画作取名效仿北宋张择端的名作。

材料一   自16世纪利玛窦用拉丁文翻译朱熹注《四书》后，“中国热”兴起，“中国学”正式成为欧洲显学。到17世纪末叶已有数十种中国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如《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和朱熹的著作，均被翻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在西方发行。此外，欧洲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著作不断涌现，其影响所至甚至超过中国经典原著本身。

材料二   法国启蒙思想家大多是自然神论者。在他们看来，孔子的学说恰恰也是一种自然神论，他们认为，在儒家经典中经常出现的天、道、礼或理，就是这个造物的上帝它要求人们无论修身、治国，都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即理性。在启蒙思想家看来，中国儒教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在欧洲陷于迷信腐败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实行最有道德的纯粹宗教了”。因而主张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哲学的宗教”来代替启示的宗教。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陈超《明末清初的“东学西渐”和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材料   宋应星（1587年—约1666年），江西省奉新县人，明朝著名科学家。其著作《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它在明末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横空出世。明代土地开垦面积达到极限后，精耕细作是提高产量的唯一方法，也是农业科技发展的着力点。宋应星关注水稻栽培，把《稻》作为全书之首。科学家丁文江道：“先生（指宋应星）生于豫章。广信之铜，景德之磁，悉在户庭。滇南、黔、湘冶金采矿之业，又皆操于先生乡人之手。《天工开物》之作非偶然也。”日本学者依据《天工开物》思想，提出富国济民的“开物之学”。法国汉学家儒莲把《天工开物》中的生产技术信息不断翻译出来，促进了欧洲的技术革新。德国学者薛凤的《开万物之技艺·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在美国出版，引起西方学界对《天工开物》的热烈关注。

——摘编自张志清《《天工开物》的守护与传承》

材料一   1583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进入广东，开始传教。然而，中国人对基督教这个舶来品最初是不感兴趣。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传教士学汉语、用汉姓、穿汉服，读儒家经典，顺应中国习俗，介绍中国人所陌生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吸引中国人。西学随之在中国传播开来。

——这编自用人员《川学东街对中川文化自信的冲击人儿儿们》

材料二   18世纪出现了席卷欧洲的“中国热”现象。法国伏尔泰《风俗论》（1756）中。以中国为矛攻击当时法国社会的政治和宗教制度。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大力推崇儒家的理性精神，认为中国人已经形成了建立在理性而不是神启基础上信仰自然的宗教。中国还成为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魁奈为首的重农注意者阐发思想的参照来源。魁奈通过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文献了解中国。他在1785年发表的《经济表》中将中国树立为欧洲重农典范和理想社会。在讨论中国君主制时，他说“我从有关中国的报道中得出，中国体制建立在明智和稳固不变的规律基础上，虽然帝王发号施令，但是他行为检点。”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1767）中，魁奈认为中国的专制不是建立在武断的奇思妙想上，而是遵照规律法则，关注的核心是人们的福祉与社会和谐。

——改编自黄丽娟《“中学西渐”——欧洲现代精神的中国借鉴》

材料一   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整套书的规模达到了17卷之多，并于1765年出版。《百科全书》完成后不久，新的增订版又紧接着问世了，并采取更易携带的版式印制，取代了早期沉重且昂贵的开本。《百科全书》的词条按照字母排序。至1789年，这套知识纲目的多个版本一共卖出了2.5万册，其中一半在法国售出。尽管它确实是一本品质极高的参考书，但它的卖点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名声太大——此书蔑视政治权威，通篇对教会和宗教出言不逊。而《百科全书》成为畅销书也带动批评变得更加公开和广泛。在宣扬独立思考和漠视权威的价值方面，《百科全书》是他所设计编写的所有书籍中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 “百科全书主义”成为拒绝不经批判就接受事物的态度的代名词。

——摘编自【英】威廉·多伊尔《剑桥法国大革命史》

材料二   《四库全书》自1773年2月开馆后，仅前后选用的誊录人员就多达3826人。《四库全书》共收书3461种，计79309卷，存目6793种，计93551卷；如果加上以各种原因而淘汰不存的书籍，数量就更为庞大了……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共计四十四小类，六十六子目。借修书之名查缴禁书，正是乾隆修四库全书的另一个目的。据统计，清廷毁禁的图书达3100多种，十五万一千余部，销毁的书板在八万块以上。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四库全书的编者还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书成之后，抄写七部，存放于全国七地，以供学人研读。

——摘编自《中国通史第九十四集：文治与文字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