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进入20世纪后，国际组织有了较大发展，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制度开始受到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破坏了国际法，使国际法面临严重危机。然而，国际法并没有消亡，它仍然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而继续发展。国际联盟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常设国际法院的诞生，这是国际司法制度的一种进步。开始出现的广泛强制仲裁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早在1920年，国联行政院的一个决议就表明，国联成员国中立的概念并不符合如下原则：所有成员国在实施针对盟约违反国的行动方面有合作的义务。1934年，国际法协会通过了《非战公约》的解释条款，并指出，在交战双方都违反该公约的情况下，可以免除中立国的传统法律义务。

——摘编自杨泽伟《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分期》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法，虽然规定了禁止侵略战争，但是它既没有设立有效防止战争的机制，也没有详细规定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责任。在二战进程中，同盟国开始着手制定追究侵略责任、严惩反和平罪行和战争罪行以及反人类罪行的规范，并建立实施了这些规范的机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际组织的大量涌现，特别是联合国的成立，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得到了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学者的普遍认同。由于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海洋法、航空法、空间法和国际人道法等方面的发展，传统战时中立的权限已经发生了变化，有些方面扩大了，而另外一些方面则受到了限制。与现代国际法中的《国际联盟盟约》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宪章》中的集体安全制度有了显著的进步。国际法院于1946年在海牙设立，国际法院的裁判实践，对国际争端的解决与国际法的发展有较大影响。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以来，国际法院的判决基本上反映了国际正义力量的主张，其咨询意见也常被当作国际法的权威解释广泛引用。

——摘编自杨泽伟《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现代国际法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荷兰人格劳秀斯（1583-1645年）作为近代国际法学的奠基人，第一次阐述了国际法的概念，认为“人人都要尊重誓约的神圣”，“因为誓约是以上帝的名义而立的，也因为上帝拥有强制履行义务的权威”。至于和约，根据“誓约保证的信义之神圣性”，“无论和约订立了何种条款，务当绝对遵守。”

——据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

材料二：在19世纪60年代，面对各国修改条约的要求，李鸿章等少数人认为，修约“系条约而非议和”，彼此双方均有同等权利，任何一方若要重修条约，须先行知照，“有一勉强，即难更改”；我方可坚持自己的意见，“于其可许者许之，其不可许者拒之”，并可引万国公法“直言斥之”。交涉中，鉴于“惟彼有所求于我，而我一无所责于彼，虽足以示中国宽大，特恐彼视中国太易，更生非分之思”，奕䜣“亦拟数条向彼商办”。其后中英签订的《新定条约》在形式上亦与以往大不一样，每一款均以“中国允”或“英国允”之类的语句，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据李育民《晚清时期条约关系观念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