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19世纪80年代，中荷关于华侨国籍归属问题的交涉中，驻德荷公使许景澄利用国际法知识与荷兰外交部据理力争，不仅取得了外交上的初步胜利，还基本确定了清政府对华侨国籍的基本原则，并成为20世纪初《大清国籍条例》的主要内容。这反映出（       ）

A．清政府逐步收回国家主权	B．国际法观念已被国人接受
C．华侨海外权益实现了保障	D．时局变动推动外交近代化

2 . 读下表

人物	主张
郑观应（1842～1921）	……由是观之，公法（指国际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是故有国者，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
薛福成（1838～1894）	衰弱之国，事事求合乎公法，而人不以公法待之，虽能自奋以仰企乎公法，其受损于公法之外者，已无穷矣。是同遵公法者其名，同遵公法而损益大有不同者其实也。

由表可知，郑、薛二人（     ）

A．在是否要学习国际法上有分歧	B．一致认为富国强兵才是根本
C．在自强与求富的先后上有分歧	D．都认为国际法维护强国利益

3 . 格劳秀斯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中提到：“由于战争是为和平而发动的，没有争端就不会引起战争，所以，应当把通常发生在国家间的所有这些纠纷看作是战争法的调整对象，这样，战争本身就会把我们引向和平，这才是战争的真正目的。”据此可知，格劳秀斯认为（     ）

A．国家间战争的目的是征服	B．战争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唯一方式
C．主权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	D．法律制度可用于处理国家间关系

4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西周统治者与社会保持相对平衡状态，权力的施行不但受限于道德，依据血缘关系来参政的传统也对王室权威有实际限制，国君只是“平等者中的首席”。很多人以为“中国”是指“中央帝国（MiddleKingdom）”,但这个词最初是指“中原的诸国”。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国际体系”包括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频繁战争、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均势的形成、中央官僚制度的发展等。查尔斯·蒂利认为，战争的压力迫使统治者征用物资，因而不得不与国内资源持有者进行“谈判”,这些“谈判”带来各种权利。如果我们照此理解，那么春秋战国时期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也曾为了鼓动民众参战和为国牺牲而做出三个重大的让步：一是言论自由，二是允许通过上诉来修正司法不公，三是给予在土地授予和福利方面的经济权利。不过，秦国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国际体系，此后，秦始皇不再需要争取人心，遂以暴政取代“公民权”。

——摘编自许田波《战争、国家形成及公民权》

材料二   在奥尔森看来，国家、政府或统治者努力保障个人权利并避免过度掠夺，均源于所谓的“共容利益”,目的是保证自身收入的长期最大化。16世纪末的英国，众多贵族和绅士经受不住外贸的利润诱惑而加入各种股份公司，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国也是如此，因为贵族往往更敢于冒险，投资也更大胆。1603年的伦敦，正值伊丽莎白统治的晚年，大小事务都受约200名大商人的控制。政治上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产状况，代表商人集团的新贵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明显增加，新兴阶级不仅影响、甚至控制了政府及议会。大城市的市政权往往把持在大商人手中：伊丽莎白时代的46届伦敦市长全部是12个同业公会或贸易公司的头面人物。在亨利八世后期的议会立法中，涉及社会经济内容的议案占总数的75%。因为战争而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王室与商人之间彼此依赖：握有灵活动产的商业家族比起旧土地贵族更能缓解君主的燃眉之急，政府则对商人集团予以特许权的“回报”。新兴集团同国家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在国内，他们要求国家保护，并给予他们经济特权；在国外，他们需要国家作为扩张和掠夺的庇护伞。新兴利益集团与统治者之间的默契，使得奥尔森定义的“共容利益”不断扩大，正是二者之间的利益融合催发了西欧的制度变迁。

——摘编自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周与春秋战国时的社会群体能拥有一定权利的历史背景。
(2)结合材料二与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西欧社会形成“共容利益”的原因，并指出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与所学知识，谈谈中外历史上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间的博弈对我们的启示。

5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年来,国际法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国际法主体持续增加并日渐多元,国际法客体也不断扩大,一批国际法新分支陆续形成。国家权利义务范围也并行扩展;另一方面,国际法体系“从主权优先到人权优先”、“从同意导向到强制导向”以及“从整体性到分散性”的转变日趋明显。中国与战后国际法体系的互动始终是双向的,在国际法体系对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中国也以自身的能力和方式塑造着国际法体系。…中国推动国际法体系发展的具体路径应当是,通过从融入到参与、从主动到主导,最终实现从规则的“接受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身份转变。逐步引导改变不合时宜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推动构建新的国际法体系,在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有力维护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

材料二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强调,“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应当在变动的国际法体系和国际秩序中努力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再以“旁观者”而是以“融入者”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积极面对以前可能并不需要直面的问题。应当重视构建新的国际法体系,把中国的合理权益和主张上升为新的国际法规则,将中国价值、法治观念和法律思想注入新的国际法体系。与此同时,在关注国际法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中,中国国际法学者也应当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形成一套成热的、能够体现中国特色和增进中国诉求的国际法理论体系。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盛红生《战后国际法体系演变与中国角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后国际法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在国际法发展中中国做法的影响。

6 . 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革命者宣称，无论血统、信仰、出身，只要认可《人权宣言》的人，都是法兰西民族的一分子。邻近的德意志地区，格林兄弟依据北欧神话与德意志史诗编写出《儿童和家庭童话集》以保存德意志的精神。这说明西欧这一时期

A．国家统一促进文化认同	B．工业革命推动民族觉醒
C．思想启蒙助长民族意识	D．宗教改革建立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