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世纪的西欧形成了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民众毫无民族情感可言，他们的忠诚要么是对封建领主的，要么是对基督教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把人们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现实社会的重要性提高，世俗权力特别是王权得到加强。通过马丁·路德翻译拉丁文《圣经》等方式，作为民族凝聚力重要工具的民族语言得到普及，进一步使得宗教共同体的地位下降，民族共同体的地位上升。

——摘编自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材料二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其外交思维与逻辑主要可划分为革命式外交、参与式外交和引领式外交……这种历史转变不仅映射出对时代主题的研判发生着变化……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段时间内的革命式外交到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的引领式外交……始终以维护国家利益、捍卫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以及构建稳定有序的和谐世界为目的与宗旨。

——摘编自李博一《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外交话语：转型与重构》

材料一   国际法的起源可追溯到16、17世纪，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同时产生……日益明朗的“国界”意识、对土地性质的重新认识以及新君主们对世俗利益的强调，促使诸多学者不再偏执于世界国家的理想建构，而开始在“万民法”之外寻求一种适用于国家关系的“国际法”，通过建构相关规则制度，协调新兴国家间的权力分配。在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特别是以格劳秀斯为代表的学者的构筑下，近代国际法应运而生已是理所当然的了……伴随着殖民扩张，国际法中所包括的思想和价值被欧洲列强带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但中国等亚非国家非但没有成为国际法体系中正常的平等一员，反而随着主权被侵害不断沦为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

——摘编自何佳馨、李明倩《法律文明史》、周忠海《国际法史与国际法的发展》

材料二 到二战之后，国际法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修改、调整外国投资、开发和其他部分的国际法内容，一批国际法新分支陆续形成……国际法体系“从主权优先到人权优先”、“从同意导向到强制导向”以及“从整体性到分散性”的转变日趋明显……中国与战后国际法体系的互动始终是双向的，在国际法体系对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中国也以自身的能力和方式塑造着国际法体系。

——摘编自周忠海《国际法史与国际法的发展》、盛红生《战后国际法体系演变与中国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