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国际法的起源可追溯到16、17世纪，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同时产生……日益明朗的“国界”意识、对土地性质的重新认识以及新君主们对世俗利益的强调，促使诸多学者不再偏执于世界国家的理想建构，而开始在“万民法”之外寻求一种适用于国家关系的“国际法”，通过建构相关规则制度，协调新兴国家间的权力分配。在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特别是以格劳秀斯为代表的学者的构筑下，近代国际法应运而生已是理所当然的了……伴随着殖民扩张，国际法中所包括的思想和价值被欧洲列强带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但中国等亚非国家非但没有成为国际法体系中正常的平等一员，反而随着主权被侵害不断沦为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

——摘编自何佳馨、李明倩《法律文明史》、周忠海《国际法史与国际法的发展》

材料二 到二战之后，国际法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修改、调整外国投资、开发和其他部分的国际法内容，一批国际法新分支陆续形成……国际法体系“从主权优先到人权优先”、“从同意导向到强制导向”以及“从整体性到分散性”的转变日趋明显……中国与战后国际法体系的互动始终是双向的，在国际法体系对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中国也以自身的能力和方式塑造着国际法体系。

——摘编自周忠海《国际法史与国际法的发展》、盛红生《战后国际法体系演变与中国角色》

材料一   中世纪的西欧形成了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民众毫无民族情感而言，他们的忠诚要么是对封建领主，要么是对教皇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把人们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现实社会的重要性提高，世俗权力特别是王权得到加强。通过马丁·路德翻译拉丁文《圣经》等方式，作为民族凝聚力重要工具的民族语言得到普及，使得宗教共同体的地位下降，民族共同体的地位上升。

——摘编自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材料二   晚清以来，现代“民族”观念逐渐被引入。梁启超认为国民的独立自由是国家独立自由的前提，所以他的民族主义既肯定了人的基本权利和法律自由，也强调了国民拥有参与政治的权利。1917年，李大钊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民族复兴”的思想，认为“当以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孙中山在“新三民主义”中也批评列强“不准弱小民族复兴”的观念。“九一八”事变爆发至整个抗战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最为响亮的政治口号和社会性全民话语之一。

——摘编自黄兴涛等《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