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礼宾图》壁画 图片展示的是唐朝鸿胪寺官员，正接待三位外国及周边少数民族的来使。

材料二 《大唐六典》卷十八《鸿胪寺》称鸿胪卿之职，“掌宾客及凶仪之事，领典客、司仪二属，以率其官属，而供其职务”，其下属典客令、丞等通常亦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归化在蕃者之名数……凡朝贡、宴享、送迎预焉，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职事，凡酋渠首领朝见者，则馆而以礼供之”。

“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

——《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诸司应送史馆事例”

材料三

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侣中兴释教之印

帝师是元朝政府赐给西藏上层僧人的最高封号。

材料四 2020年8月12日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再回出生地那曲，参观后表示家乡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是通过各族群众团结一心所取得的。

材料一   绘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的《大明混一图》是我国目前现存尺寸最大、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整，并由中国人自己绘制的古代世界地图。全图以大明王朝版图为中心，东起日本，西达欧洲，南括爪哇，北至蒙古。城外地区尤以欧非地区描绘最详。非洲大陆的地形地貌、山川河湖、岛屿礁石，详尽清晰、绘制规整。2002年底，《大明混一图》经我国政府批准，制成复制件送往南非，参加“南非国民议会千年项目地图展”，在当地引起轰动。据当地专家考证，该图上绘制的非洲地域图，要比欧洲人当年绘制的非洲地图早100多年。

——摘编自李宏为《沉寂数百年一鸣传天下-＜大明混一图＞引起世人关注》

材料二   1965年2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访华，请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并告诉中国领导人，这条铁路对于坦赞两国和其他正在争取独立的非洲国家的特殊意义。周总理明确表示，中国愿意援建坦赞铁路，“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你们和赞比亚的”。对于援助非洲，毛泽东主席曾这样表示：“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1975年10月，坦赞铁路接轨通车并进行试运营，“把中国和非洲这两个各自寻求独立自主国际地位的国家和地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非洲解放的“自由之路”和中非合作的“友谊之路”。

——摘编自刘鸿武、林晨《中非关系70年与中国外交的成长》

“汉人”称谓始见于楚汉相争之时，其指汉王刘邦一方人员之统称，还不具有族属和文化含义。随着西汉政治、文化和族源历史整合的推进，到汉武帝时代，与“诸侯人”相对而言的狭义的“汉人”完全被融政治、文化、血缘和族群于一体的广义的“汉人”所取代。在整体意义上完全具有族别功能的“汉人”认同产生的同时，“中国一体”的国家意识也开始凸显。

——刘志平《汉代的“汉人”称谓与“汉人”认同》

以行政区划而言，元朝统一后，边疆和内地在管理上存在差异，但又有相通之处。内地设立州县，云南也实行州县制，但普遍用土官任职；藏族地区未采取行省制度，而由中央宣政院直辖，有实在的行政管理，包括设官命职、开辟道路、建立驿站、清查户籍等等。汉、唐等前代中原王朝尽管一度也拥有广袤的版图，但是这样的版图维持时间并不长久，控制手段的不足和外患的存在加剧了边疆离心倾向。而元朝未发生过某一地区脱离统治的情形，它稳定统治了中原和边疆一百多年，始终保持辽阔的版图。

——摘编自张帆《元朝的多民族统一与国家认同》

①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们坚定地执行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安顺场渡口。 ——《刘伯承回忆录》（1981年）
	②1935年5月，为顺利通过彝族区，中革军委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中写道：“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③长征亲历者黄镇于1935年5月创作《红军彝族游击队》，描绘了红军长征进入彝族地区，得到彝族沽基家族的支持，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支队，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

以下表格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新疆和西藏地区开展的民族工作。

材料一

               《燕然山铭》石刻

89年，窦宪率军大败北匈奴，在燕然山南麓勒石记功，由随军出征的班固撰文，宣扬汉朝德威。2017年在蒙古国戈壁省发现的一处摩崖石刻，被确认为班固《燕然山铭》。

材料二     范晔《后汉书》记载：齐殇王子都乡侯畅来吊国忧，窦宪遣客刺杀畅，发觉，宪惧诛，自求击匈奴以赎死。会南单于请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大破单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

材料三     明初，派人入藏招抚，承认元朝对当地僧俗首领所加封的称号。明成祖即位后，封授了一批首领，最高者为王和法王。洪武年间，设立了一些宣慰司、元帅府、万户府之类羁縻性机构，以当地首领任长官。不久将藏区的乌斯藏、朵甘两卫升为行都指挥使司，由设于河州(今甘肃临夏东北)的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兼辖。在藏区沿边设立茶马司，储茶以易马。藏民经常以马匹、毛毡、毛缨等物至边地换取盐、茶、布匹，汉族商人亦多有深入藏区交易者。永乐时，开通了自雅州(今四川雅安)至乌斯藏的驿路，更为汉、藏经济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四

清朝疆域图(1820年)

接收了明朝的天下，循原有的统治方式，用汉制、汉官治汉人，从而形成了大清皇帝君临天下的体系。另一体系则是满蒙藏地区，即满洲大汗以喇嘛教为精神纽带，以婚姻为亲缘纽带，以盟会朝觐为仪式，以朝贡赏赐为交换，统治占当时中国区域三分之二的草原大汗国。满蒙藏事务统由理藩院、内务府及旗务系统管辖，直属于清廷皇帝，不归汉人体系的中央政府。

材料五     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对外曾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内部是各民族在革命战争中同甘苦结成了战斗友谊，使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得到了解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人口普查统计和民族识别，全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数的6%，分布地区约占全国总面积的50%~60%，自然资源丰富。各民族人口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的格局。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

①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特征是以青铜礼器为中心形成一整套礼仪制度，代表国家权力与等级秩序。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则显示出，中原地区形成的这套礼器制度也影响到遥远的古蜀地区。从1986年两个祭祀坑出土的112件青铜器中，便有尊、瓶、盘等礼器的存在，而且在器形和纹饰上也模仿了中原青铜器。但三星堆同时还存在着以黄金“权杖”、象征权力与威望大小不等的青铜人像、神像、黄金面具等来表达和显示等级与权力的另一套体系，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内涵。

——摘编自霍巍《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的世界性意义》

辽宋夏金对峙时期，北方少数民族饮茶成风，对农耕民族的提供茶叶、丝绢等手工业产品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而对两宋王朝来说，由于战争和农业生产的需要，中原地区也离不开游牧民族的马匹、牛羊和毛皮原料。例如，“澶渊之盟”后，宋辽达成协议，在河北沿边陆续开放榷场，用中原地区的茶叶、缯帛、漆器、瓷器等换取契丹的牛羊、马匹等。汉族建立的两宋王朝通过设置榷场、和市和朝贡等形式与周边民族进行经贸往来，将中原农耕经济区与北方游牧经济区两种经济类型较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互为补充。在各民族经济贸易的促进下，一张全国性的市场网络逐渐发展，加速了中国各民族经济发展一体化的进程。

——摘编自段红云《略论辽宋夏金对峙时期中国民族的一体化进程》

同盟会成员刘揆一于1911年撰写《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他认为应该“使满人而知断送满洲桑梓地者为满洲皇族也，知汉族不强满族亦随而亡也”，“现今之君主政治，无论其为专制，为立宪，无论其为满人，为汉人，皆当排去之者也”。他提出中国内有分裂之虞，外遭欺压之迫，需要达到真正的民族团结，共同“挽救今日中国瓜分之局”，与列强并立于世界。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明确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191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写道，“民国成立，五族一家，凡属国民，均为主人保此大好河山”，“五族共和，平等自由之幸福，汉族与满蒙回藏共享焉”。

——摘编自王正文《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的嬗变》等

“十四五”时期，要充分发挥新疆区位优势，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为驱动，打造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的高地；要积极推动培育壮大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要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守住生态保护红线，统筹开展治沙治水和森林草原保护工作。

——摘编自《紧贴民生推动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0年9月30日

2014—2020年新疆经济状况（部分）
生产总值	贫困发生率	中央财政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支援	援疆项目1万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