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等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上接夏商周特别是西周时的礼乐文化，形成了“和而不同”的诸子百家之学，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后来的中华文化都可以从诸子百家之学中找到原初的基本论点，即文化基因。诸子百家之学主要围绕着“天道”与“人道”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所谓“天道”，泛指天地、自然的起源和法则，而“人道”则是关于社会和人自身的道理。

——摘自张岂之《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

材料一   隋唐儒学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与佛道二教的相互冲突、纷争过程中被统治者自觉加以复兴的。佛道与儒学的撞击也使儒学发生着某种新的变化，即儒学不得不吸收释、道的思想因素来建构新的儒学体系。隋末，大儒王通讲学于“河洛之间”，对于弘扬儒学不遗余力，但他并没有否定佛道二教的作用，并首次明确提出“三教合一”的思想。唐代大儒韩愈积极反佛，但其道统说与佛教的祖统说相类似。另一大儒柳宗元公开主张以儒学为主，吸取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与此同时，儒学与道教也发生着同样的关系，只是儒学与道教之间的冲突要少得多。

——摘编自赵行良《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辩证》等

材料二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方面进行了调和，最后儒、释、道三教合一。翻译佛经时通过对教义的删改以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如家庭伦理方面，佛典认为，双亲与孩子的关系是平等的，孩子并没有义务为父母奉献一切。而在中国，则把孝敬双亲视为佛教教义之一。佛教论者还用中国本土文化来改造佛教教义，他们极力把佛教的教义与儒家文化进行融合。比如，把因果报应论与中国传统礼教沟通起来，只有孝顺父母和忠于君主才可以得到善报，孝顺父母、忠于君主这种忠孝观念与佛教主张的因果报应论是相通的。

——摘编自高翔《从佛教看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材料三   出身于佛门的草书大家怀素和尚在进行书法创作时摆脱了传统章法的束缚，狂革舞动，变幻英测，书写于法度之外，在中国书法史上独具一格，他的意境往往被视为对佛救“空”的领悟。佛寺中的高僧心态往往开放包容，佛门书家与信佛的文人雅士的双向沟通与融汇，使得“顿悟说”“凝神观照”“意会”等具有明显佛教文化色彩的语言，最终为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创作者、书法艺术理论家们成功吸收借鉴。在佛救教义中，佛教徒只有通过如理如法地不断修行，才能最终成就涅架自在的解脱境界。佛教这种“修行”的思想与书法家的修养提升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虞世南、张怀璀等著名书法家的书法创作理论研讨中，都可以见到佛教“修行”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很多与佛救文化主题有关的书法作品正是书法家对佛救相关问题思辨后的结采，还有一些则是在生活中与僧人交往互动后留下的记录。这些带有佛救文化特色的书法作品与普通书法家的创作意境不同，独具魅力。

——摘编自李栋财《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与传统书法艺术之间的互动》

材料一   “六经”作为先秦的重要典籍，经孔子整理后，成为儒家的经典。后来《乐》经失传。汉代，“五经”流传，并出现了对“五经”的注释、训诂等方面的学问，称为经学。建元五年，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被认为是经学确立的标志，“五经”成为社会公认的经典。此后，儒学的发展便采取了经学的形态。因儒学章句繁杂，注疏极不一致，唐太宗时，孔颖达等人撰定《五经正义》，后颁行全国。经学至此虽归一统，但长期以来墨守成规，僵化缺乏生命力，明显呈现出衰颓趋势。唐末及五代时期儒家的道德信念逐渐丧失。宋代学者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重建对儒家道德的信仰，他们力图挖掘儒家经书的思想内涵，强调学术为现实服务。朱熹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为四书做注，“四书”之名确立。明初沿元之制，尊奉程朱理学，编纂颁行《四书大全》《五经大全》诸书，用于科举取士。

——摘编自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等

材料二   从周朝的翻译活动算起直至五四运动前为止的近3000年间，我国翻译活动经历了3次高潮。第一次翻译高潮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东汉到唐宋时期大量印度梵文佛经被翻译成中文，使印度的佛教和文化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对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等产生深刻影响。明末清初，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宗教，还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由此引发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即明末清初的以科技翻译为主的翻译活动。第三次翻译高潮是鸦片战争后至五四运动前的西方科学、政治思想和文学作品翻译。这个阶段李鸿章设立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翻译了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严复、梁启超、林纾等翻译家译介了西方政治思想、科学方法的著作和西方文学著作。

——摘编自张永中《论中国历史上翻译高潮产生的成果对中国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