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 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材料二：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三：元代疆域辽阔，民族众多……行省在忽必烈时期能处置钱粮、户口、屯种、漕运等事务……成宗即位后，更是颁给行省长官虎符，使其统领本省军队，但各行省的重大民政事务必须呈报中书省，军政要务则需呈报枢密院(职掌军权的中央机构)。没有中书省、枢密院转发的诏旨，行省官员既不能更改赋税，也不能调动军队。

——摘编自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   中国古代公文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殷商甲骨卜辞中已有“令”“告”“册”等公文雏形，西周出现“命”“诰”“誓”等王命文书，分别用于授官赐爵、发布政令或训诫臣僚、征伐誓师等重要活动。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公文文种及数量还很有限，较为系统的行文关系尚未形成。

——摘编自何庄《古代公文文种变迁原因探析》

材料二   秦统一中国后，就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至此，上至帝号、皇帝活动、王侯官员，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更加简洁的、能够更好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平缺制度、贴黄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唐六典》中规定：“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施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任何诸如随意改动、漏发错发、弄虚作假、盗用泄密等行为，皆会依据法典被施以惩戒。

——摘编自周光辉等《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破解我国规范治理难题的内生机制》

材料三   信息是历代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事关重大。宋代在信息的搜集和处理上，除章奏、面奏等历代类似的制度外，还有其独特之处。群臣面对、臣僚章奏、经筵议论乃至士民上书都是君主了解社情民意的途径。同时政府以行政、监察系统为主，财政、司法等专门机构为辅，建立起多层多途错落纵横的政绩考察途径来丰富信息搜集渠道。信息的搜集和处理强调时效，情报的最终汇聚点，是君主所在的“御前”。

——摘编自邓小南《宋代信息渠道举隅：以宋廷对地方政绩的考察为例》

材料一   随着两宋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城市工商业发达，市井文化日趋繁荣；另一方面延续自南北朝隋唐而来的士人城居之风使得文人士大夫居城者明显增多。由此，士庶之间、清雅文化与市俗文化之间呈现相互对立、相互渗透的关系，这构成两宋城市文化的基本格局。由于士大夫拥有核心政治资源，掌握着文化霸权的仍然是官而非商，市民阶层处在士人阶层之下，属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臣民。由于文化强势之最终仍有赖于政治资源，还衍生出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在文化地位上产生相应层级差别的有趣现象。两宋城市文化发展，承续并巩固了唐代以来，文化资源集中于城市所带给专制国家在文化上前所未有的控制权，并从各方面影响着村落世界。

——摘编自包伟民《两宋“城市文化”新论》

材料二   11世纪欧洲城市开始兴起，城市居民以移民和原住民为主，二者是以城市特许状为纽带确立的共同体。城市特许状是城市居民通过种种争取自治权的斗争，从封建主手中得的契约，这意味着共同体的事由全体成员做主。12世纪，由于城市管理需要，罗马法在欧洲复兴；中世纪晚期，市民阶级形成，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市民政治文化的生成，孕育了现代国家的雏形。特许状是一纸契约，赋予城市居民共同享有在本城经营工商业的权利。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市场意识等新的经济理念在城市诞生，现代会计、金融、公司制度等近代经济文化在中世纪城市得到初步发展。这促进了16世纪欧洲文明的凝聚成型。

——摘编自刘景华《中世纪城市与欧洲文明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