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启动有关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工作。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主持进行的。1980年，邓小平对决议案的起草问题，提出了三条指导思想：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以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第三，要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摘自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下册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经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材料一   中国古代律家群体的构成既有政治家、司法官员、在法律研究领域著书立说的律学家，还有经学家。两汉律家辈出，研究律学之风盛行。西汉开国元勋之一的萧何，出身于“刀笔吏”（法律官吏），爱好法律并具有极高的法律素养。魏晋时期，律学地位和经学同等重要，成为并立的学府，官府设立“律博士”，开创了律学专门学府的先例。经过之前近七百多年的学术积累，律学发展到唐代已经完全成熟，《唐律疏议》就是由唐代一批对法律有研究的社会精英，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编纂。隋唐时期，中国律学著作为日本学者所广泛引用，在日本保留至今的法律文献中，可以看到一些唐代民间律家的活动印记。宋朝时，不仅各代皇帝精通法律、重视法律，士大夫阶层也都是具有极高法律素养之人。明清时期，统治者不仅要求对国家法典《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进行全民讲读，也对私家注律更加重视，律学著作的种类达到了中国历史之最，律家的人数与创造力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摘编自何勤华《以古代中国与日本为中心的中华法系之律家考》

材料二   西方法律文化的传入肇始于鸦片战争之后。以留学归国的法政留学生为主体，以本土法律教育培养的法政人才为补充，形成了我国第一代职业法学家群体。他们以兼通中西法律的学术背景为出发点，从世界法律发展的最新趋势着眼，以现实批判的精神，反思当时的法律教学和学术研究，提出了一些思想观点和实际的改进方案。

近代职业法学家群体，以在朝官员或在野学者等不同身份，穷毕生所学投身到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洪流之中。在历届国家政权的主持下，构建起一套近代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相比具有一定超前性的法律制度，现代的法律理念也随之传播衍生。

——摘编自刘宝东《职业法学家群体与近代中国法制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