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律的演进轨迹有自己的特色。宗法家族社会的发展，是“礼治”的坚实基础；而集权官僚政体的巩固与壮大，则继续呼唤着“法治”。儒家思想的法典化和法家法律的儒家化，则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秦律规定：“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奴妾，不为公室告”，“非公室告，勿听”。又有“父盗子不为盗”，“子告父母，告者罪”等规定。从法律实践的价值观来看，西汉以后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和法家化表现为确立族权本位（礼治）与皇权本位（法治）的双向法统。两者的结合可以从《唐律》中的“十恶”中得到集中反映。“十恶”中有四条半是维护宗法家族秩序的，另有四条半是维护集权专制政体的。

——摘编自武树臣《法家法律文化通论》

材料二   1840年之后，西方法律文化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涌入中国，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以礼治文化为底蕴、以专制体制为支撑的传统中国法律制度逐渐走向解体。各种社会力量在探索自强救国的过程中，提出了各种改革法律的方案，中国传统法制逐渐向近代法制转型。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建立了以《六法全书》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但近代法治理念和法治秩序始终未能得以有效确立。

——摘编自蒋传光《新中国法治建设70年》

材料三   新中国法治建设70年，是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路的70年。新中国法治建设经历了摧毁与建立（1949-1957年）、发展与偏离（1957-1966年）、停滞与毁灭（1966-1976年）、恢复与发展（1978-1997年）和法治建设新时期（1997年至今）五个阶段。随着时代的演进，经过不断的探索和艰苦努力，我国的法治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和跨越式发展。

——摘编自蒋传光《新中国法治建设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