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贞观、显庆年间，唐朝曾三次派王玄策出访印度。除了官方的使节往来外，民间自发的商贸、文化交流活动也极为频繁，李勉做广州刺史时，广州每年来华的外国商人，至少也在80万以上。阿拉伯旅行家麦斯俄迭说：“广府城人烟稠密，仅仅统计伊斯兰教人、基督教人、犹太教人和火袄教人就有20万。”

——摘编自郑师渠主编《中国文化通史：隋唐五代卷》

材料二   隋唐是中华对外交流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的对外交流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了前代。经由魏晋南北朝民族大交融与文化的碰撞，中华文明展现出丰富多彩的雄姿。隋唐统一之后，汇聚南北内外多种文化，融合创新。周边各国以中华文明为榜样，向隋唐派遣使者和留学生，积极学习并吸收中华文明的成果。中华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学、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深刻渗入日本、朝鲜和越南，最终以中华文明为基础、以汉字为表征形成了东亚文化圈。该文化圈又因汉字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也被称为“中华文化圈”。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汉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主要是通过控制当地的部落首领或酋长来实现的。这一治策被此后的中原王朝相继沿用，地方大姓、“夷帅”、羁縻府州等西南边疆历史要素都是该治策的具体体现。元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设“蒙夷参治”制度。当时云南参政、平章、宣抚、安抚以及路、府、州、县等官，皆由大批的蒙古人、契丹人和当地人担任。吴永章曾言：“有元一代创立蒙夷参治之法，而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始有土司之名。”明代将元朝的“蒙夷参治”发展为“土流并治”的治理思想，使其普遍运用于西南边疆地区。清因明制，大体皆如此，在西南地区的基本治策是：以土官“钤制”地方，再以流官对土官进行“弹压”。

——摘编自张楠林《明清时期云南“土流并治”管理模式与边疆治理逻辑》

材料二   西藏和平解放及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统计，1998年，西藏全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已达49851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74.1%,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占80%,在自治区主席、副主席中占77.8%。至2021年年底，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080.17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56831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50元。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十分关心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不仅给西藏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而且还专门召开了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从人力、技术、财政、物资等多个方而给以援助。

——摘编自姚俊开、马汉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西藏的实践》等

材料一   宋人常使用一些边疆词汇来表达其对边疆空间的认识，如三边、边郡、边州、初郡等。边郡、边州等既体现政区（“郡”“州”），又体现地理空间（“边”）。从词语的使用来看，体现为新的边疆词组被大量使用，如极边（沿边）、次边、近里等。极边、次边等体现的是地理空间，而非政区，可以概括为“地理性词汇”，凡是分布在这块区域上的州军、镇寨皆可称之为极边“州、军、镇”。从宋人的使用频率来看，边郡、边州等词出现的频率较高，但极边（沿边）、次边等词汇的运用频率远远高于边郡、边州等词汇。

——摘编自杜芝明《宋朝边疆地理思想研究》

材料二   辽、宋、西夏、金时期各个民族的局部统一，与其说是唐末五代以来分裂割据的继续，毋宁说是全国统一的必要准备阶段，没有这一时期在局部统一基础上的民族交融与经济、文化交流，就没有元、明、清时期空前的大统一。

——摘编自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

材料：为了加强经略西域，唐太宗先后设置了伊州、西州、庭州等三州(治今新疆);在这三州以西、帕米尔以东的地区，推行羁縻府州制度，即在这一地区的部落中设置州、都督府，州刺史与都督由各部首领担任；在帕米尔以西的中亚地区有16国，唐以其国都为都督府所在地，以各国国王为都督府都督。安西与北庭都护府是更高一级的军政机构。两大都护府代表朝廷在西域行使职权。在西域广置屯田，鼓励从内地移民，兴修水渠与坎儿井；内地先进的技术传到了西域，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唐朝在西域统治地位的巩固与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内地与西域之间的商业贸易更加繁荣。西域诸国诸族派遣子弟入长安学习汉文化，唐朝在西域地区兴办各类学校。唐朝包容开放的民族政策，更是促进了西域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增强了西域各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使“华夷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

——摘编自杜文玉《唐朝如何经略西域》

材料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作为与内地密切联系的一部分，中国边疆亦是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历史产物。在漫长而曲折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国古代历代统一王朝对边疆治理的政策也在不断变化。辨其流脉，不外乎两种：一是“因俗而治”，一是边疆内地一体化。纵观历史发展长河，上述两种既矛盾又统一的边疆治理策略始终贯穿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并在边疆治理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起到不同作用。

——摘编自陈跃《“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中国古代王朝治边政策的双重变奏》

材料一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bu）亡人（逃离原有户籍而出外游食之民）、赘婿、贾人……以適遣戍”，在直抵阴山的地方置“四十四县”，又派遣蒙恬率兵三十万北逐戎狄。

——《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元帝竟宁元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

——《资治通鉴》司马光 卷二十九

材料二   唐代“绢马贸易”满足了西域各国得到丝绸的渴望，西域骏马也极大地改善了唐朝的军队装备。唐太宗被西域各部称为“天可汗”，这一头衔不仅具有象征意义，也证明在唐太宗的帝国理想里包含“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意识。唐太宗大量任命非汉族官员进入中央，包括西域少数民族首领，甚至赐给他们皇室“李”姓。唐先后在西北设安西、北庭大都护府，统一于中央政府。

材料三   综观中国古代史，便可发现几个现象极为引人注目：一为历史总是在政治上的分裂与统一中曲折前进。每次分裂之后都必然出现更大规模的、更深层次的统一。二为民族关系也总是在斗争和交融中曲折地发展，每一次斗争之后，也总是要出现新的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民族交融，而且伴随着每次交融的出现，都毫无例外地要出现较长时期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三为政治上的每次分裂与统一，也总是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交融息息相关。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极强的内聚力和亲合力。而中原地区就是一个熔炉，把周边不断涌入的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不断熔炼、提纯，最后浇铸成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创造出辉煌灿烂、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使其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摘编自高鹏飞《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散论》

材料一   史料一   《诗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史料二   《公羊传·隐公元年》载：“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唐）徐彦疏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宫大一统也。”

史料三   考古研究发现，在龙山文化时代，从北方到南方很广大的范围里，多种文化都有其共同点。不同文化之间呈现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以玉器、象牙器、绿松石、特殊的彩陶器、大口红等精致奢侈品为代表的象征物品的交换。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是，维护“天子”为天下核心的政治观、“天下统一”的疆域观及“华夷有别”的族群观，构成了“大一统”思想的三大基石。秦朝完成了规模空前的疆域一统。自西汉“华夷之辨”演变为立国合法性的“正统”之争与疆域治理的“华夷分冶”。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入主中原的边疆民族统治者也纷纷认同华夏传统，主动将自己纳入华夏的历史序列。唐太宗认识到“华夷”虽不同，但可通过“德泽”达到帝如“一家”的效果。辽和金，逐渐接受华夏文化，以“中国”“正统”自居。元朝不仅实现了疆域的“一统”，而且编订《大元一统志》，正式将“一统”列入全国地理总态之名。明太祖继承先世“大一统”的思想，更加看重疆域统一的重要性。

顺治帝指出：“满汉官民，俱为一家。”康熙帝强调“朕统一寰区，无分中外，兄尔民人，成吾赤子”。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陈跃《论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