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直隶传统的商人组织主要是以会馆、行会等地缘性和业缘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出现的，它们“不特官与商隔阂，即商与商亦不相闻问”，经常是“只求一已之私利而不顾大局”，在与洋商的竞争中，屡遭失败。1904年，袁世凯改革商人组织，在原商务局、商务公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天津商务总会”。总会成立后积极协助政府发行铜圆，禁止私制钱币流通的工作，还在.处理商家纠纷中发挥重要作用。总会还帮助商人了解商务和市场，组织举办商品展览会。在总会的带动下，直隶州县“闻风兴起”，接踵成立了各自的商会， “并心一志、共谋发展”。在总会的倡导下，各地商业学校、工商业学堂、工艺研究所陆续创办。总会还协助袁世凯清理不合理的厘捐征收，减少了对商人不合理的派捐。

——整理自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

材料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6月，刘少奇就曾提出过，将来国家对于各行业都要“按各行业部门成立公司或托拉斯，经营国家的工厂和矿山”。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指导下，提出了要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办托拉斯的经验，通过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企业的办法来管理企业的重要思想。正是在刘少奇多年的积极倡导下，1964年8月17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经委《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并于当年在全国部分工业、交通行业中试办了烟草工业公司、汽车工业公司等12个全国性和区域性托拉斯。1965年，又试办了黄金工业公司等4个全国性的托拉斯。此外，还有6个省、市试办了一些地方性的托拉斯。为了进一步抓好托拉斯的试点工作，中央还于1965年6月专门召开了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在认真总结前一阶段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布置了下一阶段拟在全国扩大试办一批区域性托拉斯的工作。然而，次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得试办托拉斯的工作刚刚起步不久便被迫中断。

——摘编自唐根华《我国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一次尝试》

材料1941年8月至11月，德国在夏季的突然袭击使得苏联在秋天面临严重危机。美国方面认为在目前苏德战争形势仍不明朗的情况下，迅速进行美、英、苏三方会议以商讨长期援助计划是不明智的。只有苏联能够将防线维持到冬季时，才能够召开这样的三方会谈，以制订长期的对苏援助计划。但是，战争形势向轴心国的进一步倾斜，使得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改变了其消极等待局势明朗的策略。截止到1941年8月，轴心国集团已经占领了除英国以外的大部分西欧国家、整个巴尔干半岛。英美两国首脑不得不在8月上旬举行会谈以商议进一步的应对措施。1941年11月7日，罗斯福正式宣布将苏联纳入《租借法案》援助对象。斯大林评价说：“我要说，依照苏联方面的看法，罗斯福总统和美利坚合众国为胜利作了贡献。在这场战争中武器是主要……根据租借法得到的这些武器将有助于我们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摘编自李牧晨《二战期间西方盟国对苏联的租借援助》

材料   公元前6世纪希腊商品经济得到一定发展，而众所周知的价值表现为一定的货币数量，这为毕达哥拉斯关注这种量的特点提供了契机。毕达哥拉斯的“和谐”思想建立在数的概念基础上，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数的比例构成的。社会的和谐也是以数为内在力量，因此他注重寻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看重法律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在个体方面毕达哥拉斯看重灵魂，他研究的中心问题不再是米利都学派所寻求的自然事物及其本原，而是人生，是人应该拥有的正确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重视研究数学，并将数学思想与当时流行朴素唯物主义的伊奥尼亚学派的思想结合起来，发现了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他看重音乐对灵魂的洗涤作用，并在音乐研究中，发现音乐和声的动听与否在于琴弦的数量比。毕达哥拉斯认为自然界的和谐体现在宇宙天体的运行都合乎数的比例，这为牛顿所接受，并在坚信自然界的统一性基础上，创立了经典力学体系。毕达哥拉斯把数和现实的具体事物看作是同类，研究的是从具体中抽象出来的抽象，这种抽象只能在思想中或者说只能在头脑中分离开来而独立存在，在现实中并没有送样的存在，在当时他们还分不清抽象和具体之间的区别，在他和他的学派弟子之后，这种区别才逐渐被认识。

——摘编自徐思瑶《孔子与毕达哥拉斯“和谐”思想比较研究》

材料 (1930年)国家整理土地之目的在使地尽其用并使人民有平均享受使用土地之权利,总理之主张平均地权其精意尽在乎此。欲求此主张之实现防止私人垄断土地以谋不当之利;对土地本身非因施以资本和劳カ所得的增益,应归公有。为达到此目的之唯一最有效的手段为按照地值征税及征收土地增益税之办法。若从平均地权原则上观之,所谓地租者为不劳而获之收益,应全数归公,地主不得而私。…只以政治会议决定之土地法原则,对于平均地权政策实施,采渐进主义不能不如此规定,以俟逐渐修改完善也。

——摘编自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党务工作人员训练所编辑部吴尚鹰《土地问题与土地法》

材料   宋应星（1587年—约1666年），江西省奉新县人，明朝著名科学家。其著作《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它在明末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横空出世。明代土地开垦面积达到极限后，精耕细作是提高产量的唯一方法，也是农业科技发展的着力点。宋应星关注水稻栽培，把《稻》作为全书之首。科学家丁文江道：“先生（指宋应星）生于豫章。广信之铜，景德之磁，悉在户庭。滇南、黔、湘冶金采矿之业，又皆操于先生乡人之手。《天工开物》之作非偶然也。”日本学者依据《天工开物》思想，提出富国济民的“开物之学”。法国汉学家儒莲把《天工开物》中的生产技术信息不断翻译出来，促进了欧洲的技术革新。德国学者薛凤的《开万物之技艺·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在美国出版，引起西方学界对《天工开物》的热烈关注。

——摘编自张志清《《天工开物》的守护与传承》

材料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认为当务之急还是夺取南方丰富的战略资源以解决中国战场问题。1941年7月24日，日本进军印度支那南部，作为南进的桥头堡。对此，美国立即作出反应，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并对日禁运石油等战略物质，英、荷则与美采取一致行动。日本军方认为美国太平洋舰队是威胁日本南进的最大障碍。1941年12月7日清晨7时55分，秘密航行12昼夜、行程3500海里的日本舰队，在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的指挥下，用舰载机对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炸沉炸伤太平洋舰队近20艘大型舰只，其中包括8艘战列舰，击毁飞机约230余架，美军死亡约2334人，在港内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这是二战中继德国进攻苏联后又一次举世震惊的突然袭击，它宣告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

材料 东汉末年，封建割据势力混战，洛阳、长安等地“粮食并尽，鸡犬无余，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无青草”，出现了“战乱、农废、土荒、人饮”的现象。建安元年（196年），曹操“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民屯“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司马之上逐级为屯田都尉、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中央则是大司农总领，自成一系统，不属郡县。军屯以军士耕种，完全按军事组织原则组建。它采取了国民两便的利益分配办法，规定：凡使用官牛的，官得产量的六成，民得四成；不用官牛的，产量“与官中分”。屯田实施第一年，就得毅百万斛。曹操于是下令广泛推行屯田制，对整个北方的政治经济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摘编蕭云岭《曹魏屯田制略析》

材料 戴震（1724年1月19日-1777年7月1日），清代哲学家、思想家。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乾隆四十年（1775年），因学术成就显著，特命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18世纪的中国社会尚未受到西方入侵而处于自在自为的发展状态，作为其有机成分的儒学亦处于立足自身发展逻辑的自然进程中，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从18世纪的社会史出发考察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是更为合理的路径。18世纪中国商贸的发展造就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市民社会，催生了一个世俗化浪潮。戴震哲学是这一浪潮的代表，表达了市民阶层的诉求和心声。戴震哲学因而可以被视为一种市民儒学，是对以往的政治儒学和精英儒学自下而上的反动。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也就在于其第一次使儒学获得了一种“民间”身份，这在儒学发展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摘编自石磊《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再评价——从18世纪社会史出发的考察》

材料   1855年，英国、泰国签订不平等的《鲍林条约》，它规定，英国在泰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之后，从1856-1868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同泰国签订类似的不平等条约，由于泰国没有一套近代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一直成为列强拒绝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最强硬借口《鲍林条约》签订后，受商品经济的冲击和西方观念的碰撞，涉及到泰国的方方面面，这是泰国传统的法律体系不能满足的。具有西化倾向的朱拉隆功国王，希望通过法律改革，加强对全国的控制，使得王权得以巩固。1874年，朱拉隆功的法律改革拉开序幕，经过前期改革，泰国出现了新旧法律机构并行的“双轨制”现象，给法律改革带来许多麻烦和混乱。1895年，朱拉隆功又推行了更为全面的法律改革。泰国的法制改革对于整个泰国社会意义巨大。改革使泰国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初步确立，现代法律制度的若干原则在泰国得到实施和运用，1909年《泰英条约》规定英国放弃在泰国的领事裁判权。泰国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废止领事裁判权的亚洲国家。

——摘编自魏贵华《朱拉隆功的法制改革与泰国现代法制的初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