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与宗室重臣的交流中，孝文帝将他迁都的本意说的十分明白，平城“虽富有四海”，但只是“用武之地”，很难“移风易俗”。迁都后又说：“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之主，卿等子孙不免面墙也。”同时孝文帝明确地认识到只有迁都於“王里”洛阳，才能“光宅中原”。迁都后，他接二连三地南征萧齐，虽然连遭失败，然而他的“期於混一”的壮志，直到临终前仍念念于怀。

——摘编自尚志迈《也谈魏孝文帝拓跋宏的迁都》

材料二   孝文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改革完全是自觉、积极、主动的。这充分表现在他对陆叡的谈话中：“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孝文帝迁都、汉化使洛阳再次成为北方文化中心，也为以后形成和发展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在融入汉文化的同时，鲜卑文化的精华成了汉文化的一部分。鲜卑族尽管因此而不再作为一个单一民族而存在，但在另一个民族大家庭中得到了永生。

——摘编自葛剑雄《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元（拓跋）宏及其迁都和汉化》

材料   进入民国，人们获取知识的手段更加多元化。报刊、著作中拿破仑名字出现的频率不断提升。据笔者初步统计，民国出版的有关拿破仑的论著有十余部，在报刊上刊载的以拿破仑为标题的文章达250余篇。这个数量超越了国人对本国历史人物的追捧。尽管由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拿破仑作为民族精神的建构主体一度遭到质疑，但是随着民族主义的勃兴和抗日战争爆发后救亡意识的高涨，拿破仑形象所引发的政治效果，成为凝聚时代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表达了国人反抗国家遭受屈辱的诉求，成为激发爱国热情的有力武器。

——摘编自赵少峰《拿破仑形象在中国的塑造与传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