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16世纪—20世纪初的世界近代史历程中，现代化经验大多来自西方，西方化也由此被塑造成人类现代化的代名词，然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这种神话正在被打破，人们正在更加全面地认识西方现代化。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固然有其共同特征，同时西方国家内部的现代化进程也存在较大差异。尽管现代化始于西方，但现代化道路绝非西方“专利”。西方现代化建立在对非西方的掠夺和控制基础上，其历史黑暗面永远难以抹去。从原始积累时期通过圈地运动剥削农民，到机器大工业时代剥削工人；从寻找新大陆、建立贸易据点，到大规模殖民、建立跨洋帝国，西方现代化展现出恃强凌弱、泯灭人性的掠夺本质。

——摘编自戴维来《世界现代化道路绝非独尊西方》

材料二   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和基本逻辑。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现代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开拓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迈向更高台阶；丰富了世界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为其他还在探寻现代化路径的国家提供了更多可能。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思维定式，开辟了世界现代化模式的多元性。

——摘编自任保平任欣怡《中国式现代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材料一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贸易起自秦汉，后不断发展繁荣。宋太宗时,东南亚阇婆国进贡的物品中，有“杂色丝绞三十六段，吉贝织杂色绞布五十六段……杂色绣花销金丝绞八段”。 15世纪，意大利丝织作坊以仿造中国丝织图案为时尚。17世纪初，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记曰：“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 到了清代，中国丝绸外销品适应欧洲华丽繁复、精巧柔媚的洛可可风格，将中国文化与西方元素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定制产品。明清时期，葡萄牙、西班牙为了以中国丝绸、瓷器等物品换取日本与美洲的白银，开辟出从中国东至日本、西至东南亚、印度、欧洲及经东南亚的菲律宾前往拉丁美洲，再转至欧洲等数条重要航线。

——摘编自王兰兰《海上丝绸贸易对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后，向西方学习，在近代中国逐渐成为一种强劲的时代潮流。这种潮流由初期试探性的、全盘西化式的学习，逐渐发展到选择性的、批判性的学习。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称谓，始由近代初期的“夷学”，发展到“西学”，及至“新学”。通过向西方学习，经过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文化完成了自己的时代嬗变，形成了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的，以爱国、革命、革新、开放为特征的近代文化。这是一个无奈的、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新生的过程。

——摘编自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  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

——习近平《开辟合作新起点谋求发展新动力》（2017年5月）

材料一   明朝末年，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纷纷来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这些精通天文历算的传教士用科学知识来吸引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并结交了徐光启等士大夫官僚。徐光启不仅向利玛窦学到了许多西洋科学知识，还在中国传统科学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科学成果与思想方法，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主张。明清易代后，康熙帝不仅亲自向传教士学习西方数学知识，还在畅春园开设“蒙养斋”，精选一批八旗、汉人子弟学习数学。康熙帝对西学的热情甚至扭转了部分士大夫的学术宗尚，使研究、传播和运用西学成为清初的一时之风。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学首先在林则徐、魏源等思想敏锐的士大夫中传播。他们介绍西方的《海国图志》等著作虽弥足珍贵，但对社会影响力很有限。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教育界也吹起了改革新风。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设了英、法、俄等外语以及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等课程。此后，西式学堂在华夏大地竞相出现。甲午战争后，激愤于列强瓜分中国而发动的百日维新虽短时而败，但“智慧骤开，如九流沸腾，不可遏抑”，维新志士们以进化论来论说变法的必要和紧迫，以自由平等的启蒙学说来阐释君民关系的新理念。中华文明由此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

——摘编自刘勇强编著《集成与转型·明中叶至辛亥革命的精神文明》

材料一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但结束了30年战争的长期纷争局面,而且在欧洲大陆形成了一个以国际法为国家间关系规范的政治格局。它规定了各国在其领土范围内拥有主权,彼此间平等,且不接受任何更高的外部权威。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开始,到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1878年的柏林会议,直至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可谓是以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为样板。20世纪以来,公共事务的领域从解决争端扩展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人权几乎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维持和平与促进发展不仅靠国家,也靠各国共同创立的国际组织,后来一些非政府组织也争取加入进来,逐步形成了整套的国际治理机制。

——摘编自刘衡《国际法之治:从国际法治到全球治理》

材料二   有清一代,世界东西两端同时并立着两种秩序体系:一个是东方宗藩体系,另一个是西方公法体系,它们建筑在完全不同的经济文化基础之上,其内部之间的结构体系与制约机制也截然不同。18世纪末19世纪初,世界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两种体系的碰撞导致了一系列的断裂与变革。有学者概括其为“英国的主权平等,外交观与清朝的差序包容,天下观的碰撞。也有学者提出“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摘编自张卫明《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

材料一   德川幕府于1811年成立了“荷兰书籍和解御用”译书机构，1862年更名为“洋书调所”兼具外语教育培训的职能。日本人把在经济结构，政治思想，以至于生活方式等方面向英国学习看作是一种需要甚至是潮流。即使是在明治维新运动之后，西方世界对日本的社会变革和转型仍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在中国，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培养“译员”、“通事”，翻译印刷西方科技、历史、法律等方面的书籍。除同文馆以外，影响最大的翻译印刷机构还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国在西学运动的过程中，逐步从重视代表西方物质文化的设施与技术，转向重视代表精神文化的思想与学术”对中国而言，19世纪末的日本成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摘编自卿崧《中日近代文献翻译活动比较》

材料二   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事业是我党国际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2009年间，中国文化外译图书总品种达9763种，出现了以“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等为代表的系统对外译介中华文化的精品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代表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丛书已出版33个语种，发行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出版语种最多、发行量最大、发行覆盖最广的领袖著作。

——摘编自《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事业发展回顾——以中国外文局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