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哥伦布执意投身于充满危险、艰苦的探险事业中，他的乐观进取和积极冒险开拓是文艺复兴时代精神的体现。在哥伦布远航之前，世界上许多航海家已经进行了远距离航行，如迪亚士绕非洲西海岸航行。在哥伦布远航之后，还有达·伽马沿非洲海岸航行。
——摘编自沈敏华《论哥伦布西航美洲的文化背景》
材料二 1992年春，据造船部门专家估算，中国自建破冰船需要三到五年的周期，累计花费可达3亿元到5亿元。而当时乌克兰“赫尔松”船厂正好有破冰船出售。苏联解体前，“赫尔松”船厂承造了8艘万吨级的破冰船，当时仍有3艘在建，每艘价格约1750万美元。经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和国家海洋局同意，同年10月，中国与船厂签下预订协议书，并在规定时间内支付了订金。1993年年初，这艘破冰船被命名为“雪龙”。“雪龙”号于1994年10月开始执行南极考察任务，还在1999年承担了中国首次对北极的综合性科学考察重任。2019年10月，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2”号首航南极。一位船舶设计师表示：“未来，国家还要建设破冰能力更强的破冰船……提供更多的应急救援和极地管理功能。”
——摘编自路涛《贾根整：我与南极二十年》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哥伦布开展海上新航路探索的历史条件。(2)根据材料二、归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极地探索的发展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当代中国开展极地探索的意义。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近现代人类海洋探索给你的启示。
材料一 非洲的城市人口从1950年的2700万人（618个城市群）增长到2015年的5.67亿人（7600个城市群）。仅肯尼亚一国2015年的城市人口就已经超过了1950年整个非洲大陆的城市人口。超过50%的非洲人口生活在城市。截至2015年，非洲有11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500万，其人口总数达到9500万。而非洲6740个小城市群的人口总数为1.8亿，其中每个城市的居民不到10万。据统计，2000—2015年，拥有1万至10万居民的非洲城市数量增加了近2000个。与此同时，距离邻国城市群不到10公里的边界城市有47个，不到40公里的边界城市有635个。生活在这些边界城市的人口超过了4200万（约占非洲城市总人口的8%）。
——摘编自【法】彭旦文、王晓波《非洲城市化的前景》
材料二 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概念。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2013—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由53.73%增至59.58%，年均增长1.17%。这一阶段的城镇化速率比1996—2012年的增速降低了0.21个百分点，但城镇化的质量显著提高。比如，户籍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在逐渐缩小，随着国家对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的鼓励和支持，外出务工人口增长规模相对有所下降，就地城镇化的比例相对在提高。2019年4月，国家发改委在《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Ⅱ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与此同时，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为引导土地有序流转、保护农民权益、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了基本制度框架和政策依据。
——摘编自朱鹏华《新中国70年城镇化的历程、成就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1950—2015年非洲城市化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特点的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年来中国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现代中非城市化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1814年9月，英、俄、奥、普、法的全权代表会聚维也纳。法国提出，“恢复旧秩序”必须遵循“正统”原则，那些被法国革命推翻了的封建王权和制度都是“正统”的王朝，“恢复旧秩序”就是应该恢复这些“合法”的王权及其原有的旧疆界。这--原则得到大会的一致赞同，同时还决定把补偿原则作为大会的另一指导原则，即大国在瓜分小国领土时，如某一国要求未能得到满足，则可在其他的地方获得补偿。1815年3月20日，拿破仑返回巴黎。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反拿破仑战争，英、奥、法、俄、普、西、葡以及瑞典八国于6月9日共同签署了《最后议定书》。《最后议定书》共121条，主要规定了欧洲版图的划分，以及明确欧洲各河流完全自由航行。议定书还有17项附件，内容涉及大国对海外领地的划分、呼吁各国停止奴隶买卖、关于外交代表等级的章程等。
--摘编自方连庆等主编《国际关系史（近代卷）》
材料二 1919年1月18日，27个战胜国的代表云集法国巴黎，召开关于结束战争、安排世界新秩序的和平会议。由于美国和亚洲国家的出席，这次会议成为历史上第一次全球范围内的构建战后秩序的国际关系会议。巴黎和会虽是处理战败国的“分赃会议”，但“俄罗斯问题”也引起和会的重视。和会批终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分为两部分，第一章是国际联盟盟约，余下部分为对德和约。
-摘编自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维也纳会议的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维也纳会议相比，巴黎和会的新变化。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国际秩序的因素。
材料一 唐朝廉政建设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御史台成为唐代中央最高监察机构，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其长官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共同承担具体的监察职责，又各有分工。在尚书省设立了都省机构，《唐六典》云：“都省掌举诸司之纲纪，与其百僚之程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言谏官是设在中书、门下两省向天子进谏得失的官员。唐朝在科举制度中有锁闭考官、搜索夹带、糊名暗考、审查复试、对照笔迹、回避之制。唐代规定“每个官员任职连续在二百日以上者方可参加考课”。诸司和各地将考簿送达尚书省后，由吏部考功司进行复审，其中“（考功）郎中判京官考，员外郎判外官考”，如发现不符，有权纠正。在以道德教化为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唐代形成了“宽仁慎刑”的治国方针。
——摘编自叶玲《浅析唐代廉政制度建设》
材料二 在西方，各国都制定了文官必须共同遵守的总法规即文官法、公务员法，以及一系列分类、单项法规，如西方国家对利用职权索贿、受贿的惩处较重，一般视情节轻重判刑6个月至5年，视行贿与受贿同罪判罚，授予肃贪机构以特殊权力。西方各国的换届选举及高级官员具有高度流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官员贪污腐败的可能性；文官回避制度又使政府官员难以结成营私舞弊的关系网。在文官的选拔任用上，各国普遍实行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制度，确保“入门”时文官队伍的高素质。政府既有年中、年末的正式考核，也有平时上司的随时督察，行政活动必须公开、透明。与此同时，西方从法律、制度上赋予社会公众、利益集团、新闻媒体严格监督政府的权力，特别是新闻舆论，在西方素有“第四部门”之称。在职业保障方面，实行无过失常任制；公务员有权申诉或要求救济；坚持定期提薪、同工同酬等原则；任何部门不准随意扣减、拖欠公务员工资。
——摘编自时聪《西方文官制度中的廉政机制及其借鉴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代廉政机制的基本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文官廉政机制的主要内容。综合上述材料，简要说明中西廉政机制建设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1956年，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先后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为单一民族，使我国历史上长期受歧视、受压迫，不被承认或不敢承认自己的广大少数民族明确了族属，受到了国家法律的保护。而少数民族社会改革政策的贯彻执行，尤其是民主改革政策的贯彻执行，彻底废除了民族地区的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为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开辟了道路。同时，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执行，使少数民族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为了满足少数民族干部的需求，国家还贯彻执行了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政策，同时努力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提升了少数民族的整体素质。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予以尊重，在语言文字上根据“自愿自择”和有利于本民族发展繁荣的原则，有效地化解了民族问题中这些因素的敏感性，促进了民族团结。
——摘编自罗树杰、徐杰舜：《世纪之交中国民族政策的思考》
材料二由于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与汉族发达地区之间的绝对差距在急剧扩大并将持续扩大，加上少数民族政策给予少数民族的优惠保护使得汉族同胞显失公平，双方对少数民族政策的认同感都在弱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各少数民族同样能顺应历史的潮流，享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利益，促进本民族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上中心模式论和单边主义倾向的影响。但是，无论它们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其根本目的都是要推销其自我文化发展模式，消解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虽然民族多样性的现状有长期存在的趋势，但是，随着民族之间的交往不断频繁紧密，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似之处越来越多。
——摘编自徐静《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政策变迁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民族政策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当下少数民族政策面临的挑战。
材料一 汉武帝时正式形成察举制。当时由皇帝向全国颁布诏令，责成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查访其所辖的基层官吏及百姓，按不同的科目标准选出优秀人才向朝廷推荐。东汉末年，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思想，后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下，获得举荐机会的大多是官僚地主和豪门子弟，且察举制的选举对象完全是被动的。隋朝时，科举制出台。科举考试都是以皇帝的名义举行，主考官由皇帝指定，取舍决定权在中央和皇帝。只要不属于朝廷禁止入仕的戴罪之人和数量有限的贱民，都可自愿报考。与察举制把道德、品行和才能作为授予官职高低的依据不同，科举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或谓“以文取人”，人的主观因素越来越淡化。
——摘编自张会霞《我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的演进评析》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实行政党分肥制，任命官员取决于个人好恶、拉关系讲门第，卖官鬻爵、贪污腐败、政治丑闻屡见不鲜。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带来英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这期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不断发展，边沁提出了功利主义，论述了政府应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创造平等机会。而斯坦顿父子分别在《一个驻中国大使权威记录》和《关于中国的杂记》、古次纳夫在《开发的中国》中对中国政府官吏选拔的种种描叙在英国产生广泛的影响。1870年，格莱斯顿颁布第二个关于录用文官的枢密院命令，英国文官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鲍红信《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所具有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确立的背景。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古代和近代西方官员选拔制度对当今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 《尚书》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周易》提出：“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孟子称：“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先秦的诸子百家以及后来的经史子集各门学问，多为治国安邦的国家安全之学，国家安全始终是统治阶级的基本追求。历代统治者多遵守“划疆自守，不事远图”“尚武而不黩武”的理念，坚持“守内制外”，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唐太宗更是强调“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
——摘编自刘江永《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安全思想与经验教训》
材料二 清末，清廷逐渐注重以科学的经纬度来测绘精确的边界地图，现蒙古、西藏、新疆同中原地区一起被纳入国家安全的施政范围内。清末有识之士主张“驭外之端”为保证国家安全的第一要务，要“筹自强之计，为安危全局一大关键”，并且对危机下的国家安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尝谓中国自南北统一之后，中国之火患，不在内讧，而在外侮。故中国之守备，不在腹地，而在边疆”。于是以洋务派为代表的近代海军建设逐渐发展起来。
——摘编自张永攀《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论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流变与转型》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的国家安全思想。(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和晚清时期国家推动近代国家安全思想形成的因素。
材料一 在欧洲，作为精英阶层创造的博物馆，自诞生起就不自觉地带有强烈的精英文化的基因，这决定了博物馆服务对象的角色不自觉的偏向精英阶层。而民主趋势下，普通大众权利的获得使得博物馆又不得不重视大众的文化权益。16世纪中叶，收藏被受教育阶层视为一种有修养的绅士行为和身份地位的象征，收藏主要涉及文化艺术、自然奇珍和历史古物，由于启蒙运动的推动，19世纪公众将自己藏品捐出成为潮流。法国大革命后政府宣布将卢浮宫变成国家博物馆，在理论上强调博物馆成为普通人可进出的场所，“这些国家的艺术属于自由平等理念下诞生的新社会全体公民所有”。
——摘编自潘继业《西方博物馆公共化中的精英力量》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在与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交涉中常常出现沟通不畅的问题，与外国人沟通必须“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恭亲王奕䜣也感到清政府在外交中的劣势，于是近代中国第一座官办外语学校同文馆建立了。同文馆博物馆是辅助教学的设施，藏有新式机器（模型）、动植物、医学标本、矿石等。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同文馆总教习后还从国外购买了一些藏品，藏品的陈列主要是按照学科进行分类，只为同文馆教授学生使用，并未对社会公众开放。虽然庚子之变打断了它的发展历程，然而其曾经的管理和陈列都为后期博物馆事业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摘编自陈思清《近代中国学校博物馆发展研究（1876～1949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西方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趋势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京师同文馆及其博物馆建立的背景。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外博物馆的共同贡献。
材料一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尊崇儒术”的建议，儒法会通合流加速。礼刑结合、儒法会通，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长治久安、国家治理的关键。国家重视发挥法律与道德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促进作用。在法律基点上，强调官—民、君权—民权的和谐统一；在文化传统中强调法律的教化作用。在统治者看来，诉讼减少会大大节约国家有限的资源和力量。在古代的各级官员看来，解决矛盾纠纷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礼教德化百姓，尽可能减少纠纷的发生；而在纠纷发生后，也要通过士绅乡贤的有效调处，尽量避免到官府打官司。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封建法律制度当中，在刑事法律当中也有不少体恤民情、轻判轻罚的人性化制度。
——摘编自冯玉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与特点》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打破法文化封闭状态的先锋队，是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
他们不仅创办报刊事业，还介绍西方法律思想家的著作。随着中国近代的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急速扩展，落后的中国法律，无法调整新出现的法律关系，如公司关系、金融信用关系等。涉外的商业行为和商业纠纷成了西方近代民商法文化向中国工商界进行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鸦片战争后，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不同国籍的外国人大为增多，领事裁判权的适用范围也越来越大。在审理争诉的过程中，由于使用各自不同所属国的法律，所以西方的刑法、民法、程序法、法院组织法等传播到中国，也使中国固有的法治文明开始与西方的法治文明接触，发生了激烈的碰撞。19世纪六七十年代，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的活动，在各方人士的鼓励和帮助下被广泛的提上日程。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法律的转型》
材料三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选举法》，以一定人口比例为基础，又适当照顾地区和单位，在城市与乡村间、少数民族与汉族间作了不同比例的规定，使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有相应的代表，中共党员占54.48%，党外人士占45.52%。第一届全国人大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不仅参考了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立宪的经验，还注意汲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值得借鉴的成果。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不断修改，该部宪法在大会上获得审议通过。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一切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摘编自石仲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思想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19世纪中期促进西方法文化在中国加速传播的因素，并概括其产生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具有的新特点。
材料一 丝绸之路开通后,匈奴势力消退，汉王朝控制了西域地区。异域经济作物的引进与种植增加了汉王朝的物产种类,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饮食生活,一些经济作物还因其药用价值而促进了中原地区医药学的发展。异域诸国对汉朝丝绸、漆器等的需求促进了国内相关产业的繁荣。此外，社会上胡风兴起,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均受到了胡风的影响佛教的传入为汉代原有的思想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汉人的信仰体系。在国际贸易中、丝绸、铁器等商品的畅销彰显了汉朝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帝都长安与洛阳作为中西商品的集散地,已经发展为国际性的商贸中心。
——摘编自董莉莉《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强盛》
材料二 明朝初期,以朝贡贸易为主的官方贸易受到推崇,且朝廷对海上民间贸易限制严苛,民间瓷器外销也因此严重萎缩,走私活动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渐趋活跃。隆庆元年(1567年),明帝国有限度地解除“海禁”,民间贸易兴盛,带来持续的贸易顺差,海上丝绸之路扩展为全球性的海路网络。清代前期，来华的欧洲商船增多,康熙开禁,设广州、厦门、宁波和云台山4个通商口岸,允许欧洲商船来华贸易。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仅允许广州一口通商,但来华船只仍不断增加。清代前中期,中国瓷器外销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摘编自刘冬媚《碧海遗珍--广东省博物馆藏明清沉船出水陶瓷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阶段概括明至清中叶民间瓷器贸易发展的特征并说明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