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编审人口旧例，原因生齿繁滋，恐有漏户避差之弊，是以每届五年查编造册，以备考核。今丁银既皆摊入地粮，而滋生人户，又钦遵康熙五十二年皇祖恩旨，永不加赋。则五年编审，不过沿虚文，无裨实政。况各省民谷细数，俱经该督抚于年底专折奏报，户部核实具题，付之史馆记载。是户口之岁增繁盛，俱可按籍而稽，而无籍五年一次，另行查办。嗣后编审之例，著永行停止。
——摘自《皇朝政典类纂·户役一》
(1)材料中的“户籍永停编审”发生在(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该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
(3)补充一条这一时期社会治理的其他措施并予以说明。
材料 1958年戴高乐重返法国政坛之时，开始酝酿对苏缓和的长期规划。此时的苏联，“非斯大林化”的进程方兴未艾，赫鲁晓夫在“和平共处”外交总路线的框架下，积极在西方国家中寻找“特殊”对话者。1958年初，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旨在“削弱法国与北约联系的纽带，加强法国从美国获取更大独立自主权的政治倾向。”苏联表示与戴高乐的“定期接触”可能会促进法苏缓和，钳制法美关系。同时，戴高乐进一步向在巴黎的苏联外交官阐述“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构想，并多次在公开场合使用该表述。
第二次柏林危机可被视作法苏关系缓和的障碍和契机。1959年至1960年，两国间出现了短暂“缓和”的迹象。然而，1960年5月，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失败，法苏间的“缓和”被苏联证明是一场错觉。苏联意识到，只要美国参与其中，法国就会为了维护其盟友的利益限制自身的判断和行动自由。在随后的联合国大会发言中，苏联强烈谴责了法国殖民主义，因为苏联此前对法国的期待和盘算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回报。
——摘编自宋雪《“缓和”的错觉——再议1958—1960年的法苏关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苏关系出现缓和迹象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苏关系缓和成为“错觉”的原因。
材料一 隋唐以后，经济的发达对金融体系，尤其是货币供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唐代发达的对外贸易受到笨重的金属货币的制约，且会造成贵金属的流失，于是，我国汇兑业务的雏形“飞钱”应运而生。“飞钱”又称“便换”，出现于唐宪宗元和初年，类似于今天的汇兑，是一种“此地之钱可依执券到彼地取之的凭证”。“飞钱”的出现证明金属货币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需要新型货币和货币制度的出现。
——摘编自郭芳芳《我国古代货币制度的演进及启示》
材料二 及至清代，我国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并逐渐打破原有的封建经济结构。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生产制造一种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货币。但是受到之前朝代发行、应用纸币失败的影响，因此清朝的统治者对纸币的发行与使用并不热衷。而且在长期的发展中，白银数量与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吻合。与元明相比，清代比较重视钱法，长期发展，逐渐形成了银钱平行本位的货币制度。在市场中一般在小数额交易中用钱，大数额交易中用银，银子是市场中地位最高的货币。
——摘编自章吟《浅析中国古代货币的演进历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隋唐“飞钱”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白银货币化的背景及影响。
| A．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成 | B．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的确立 |
| C．工业革命后城市化进程 | D．早期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
材料一 大唐王朝利用军事优势构筑了基于羁縻统治形式的庞大帝国。羁縻州又称为“蕃州”，首领须接受朝廷颁发的印信，实行一种有限制的自治管理方式，由朝廷的派出机构都督府或都护府代行具体管理职责。在羁縻体系下，羁縻各州名义上是以“州、县”划分属民或属部，实际仍维持原有的部落组织习惯，各羁縻州“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羁縻州只是形式上接受政府管辖的非正式州、县，故与朝廷直辖的“正州”有着本质的区别。
——摘编自杨军《羁縻体制与古代边疆》
材料二 清代是中国古代疆域的定型和近现代疆域变迁的发端时期。边疆民族地区实现了从羁磨统治区域向直接统治区域的过渡，边缘化特质逐渐被“一体化”趋势所取代。1840年以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的天下观和疆域观受到严重冲击，中国由王朝国家向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中华民族由自在民族共同体向自觉民族共同体转变，并形成了诸多的跨境民族，对近现代中国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柏舟《中国古代王朝的羁縻统治：奠定中国大一统的制度基础》
(1)根据材料一，归纳唐代羁縻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实行羁縻政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国古代羁縻体系终结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则中国古代羁縻体系终结的原因，并加以阐释。
| A．兼并战争的背景 | B．君主专制制度建立的原因 |
| C．百家争鸣的影响 | D．各诸侯国变法图强的根源 |
材料一 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广泛搜集古代希腊罗马的哲学、文学艺术作品重新加以研究，得出新的结论，从古典文化中汲取营养以创造资产阶级新文化，并作为反对封建教会文化的思想武器。它从社会学科开始逐渐扩展到自然学科领域，形式丰富多样，但有个共同的思想体系，即人文主义。他们提倡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高尚、尊严，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批判禁欲主义。人文主义者提倡理性和科学，反对封建蒙昧主义，抨击教会的愚民政策及其对科学的摧残。他们主张自由平等的政治观，提倡探索自然，研究科学，追求真理，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们还创造出了现实主义艺术和文学。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下）》等
材料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曾被胡适、蔡元培等五四先贤定性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对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儒学予以猛烈的批判和清理，为现代文化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毛泽东评价“这场运动是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未曾有过这样伟大的彻底的文化革命”，它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面振兴“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摘编自李靖莉《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比较》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文艺复兴的主要内容，并分析其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原因。
材料一： 明代处于中国历史上第四个气候寒冷期，后期异常干旱。入境外国人士的增加，使我国从未有过的传染病也开始流行。1408至1644年间，各地发生的大瘟疫达26次之多。瘟疫等传染病的流行，促使瘟病学说得到发展。中医内科理论建立在《伤寒论》之上，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里记载了瘟病的传染性特征。宋元以来，医家从论症、治法方面对伤寒与瘟病加以区别。明清之际吴有性著《瘟疫论》，提出“戾气说”，认为瘟病是戾气所致，由口鼻传入，进而指出戾气有不同类型，并能产生不同疫病。经过清代名医叶桂、薛雪等人的努力，瘟病学说逐渐建立起体系。
（1）概括瘟病学说的演变历程；指出瘟病学说在明清时期形成体系的原因。
材料二：
（2）归纳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卫生与健康的成就；并结合所学分析其背景。
材料三： 1933年，毛泽东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1941年，陕甘宁边区成立防疫委员会，开展以灭蝇、灭鼠，防止鼠疫、霍乱为中心的军民卫生运动。1952年，毛泽东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各地掀起群众性卫生运动的高潮，并成立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1978年后，各项工作逐渐恢复。除了创建卫生城镇，1987年，中央爱卫会还倡议讲文明、讲卫生、讲道德，心灵美、行为美、环境美，2015年，习近平就“厕所革命”和文明旅游做出批示，要求推动我国旅游业迈上新台阶。
（3）阅读材料三，对爱国卫生运动进行解读。【要求：提取信息充分；总结和归纳准确、完整；解释和分析逻辑清晰。】
材料一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被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杨《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等
材料二 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疫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等突发灾难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有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和英国政府防疫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防疫观产生的社会背景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秦始皇和李斯是秦帝国造者，他们的治国思想秉承了法家传统，是以“法”治国主张的信奉者、实践者。秦帝国的立法指导思想以“争强”、“治民”和“帝王之具”为指南。秦始皇之“法”：“诽谚者，族诛”，“以古非今者，族诛”，“偶语诗书者，弃市”。秦始皇二十年，“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后诛轲九族，其后志恨不已，复夷轲之一里，一里皆灭”。
——摘编自《也谈先秦政治思想中的“法”》
材料二 罗马帝国经由罗马共和国蜕变而来，凭借的不仅是“使罗马四邻畏服的精兵”更有“使罗马内部安定的良法”。罗马统治者也时常表现出加强君主专制权力的倾向，但统治者的名分与统治的理论却依旧在很大程度上以自然法思想为归依，而人性平等、个人权利保障、权力的合法性及对权力的约定则构成了这种思想的心。在法治实践方面，如，在涉及基督徒基于信仰而反对皇帝崇拜事件时，图拉真指示其部下：只要抓获罪证确凿的基督徒即可惩办，但有悔改表现则可宽忽，同时要防止诬告株逹，否则便有违于时代精神。罗马帝国法治实践的一件大事是罗马公民权在帝国范围内的实现。
——摘编自《论法律价值取向与政治稳定》
请回答：
(1)据材料一、二及结合所学，分析古代秦帝国和罗马帝国重视法律治国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法治实践对秦帝国和罗马帝国统治的延续所起不同作用及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