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中期，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国君对各级官吏的报酬，一般已不采用分封土地的办法，而是以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俸禄，有时赏给部分钱币或黄金。以官位的高低定俸禄的多少。在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除皇帝世袭、皇族按其与皇帝亲疏分别享有高卑不等的爵禄特权外，广大的官僚，则是皇帝按其统治的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从贵族、平民中选拔出来，任以职位，颁给俸禄。职官不能世袭，俸禄随任免而给除。这种任职获禄，对官僚而言，实际上只是其为皇帝进行统治所付出的劳绩心力的一种物质报酬。
——摘编自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
材料二 古代官史俸禄表。
| 唐代 | 大致有禄米、俸钱、职田和禄力等项。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期基本实行年禄、月俸双轨制，年禄给粮食，月俸主要给铜钱；后期基本上只实行月俸制。月俸虽仍以钱计算，但在支付时，常以谷帛等实物充给。 |
| 宋代 | 大体可分为正俸、加俸和职田三大类。正俸包括俸钱、衣赐、禄粟。俸钱按月支给，自使相40万文，下至郢、唐、复州内品300文；衣赐按年颁给绫、绢、布匹；禄粟月给，使相200石，至入内班官1石。加俸主要有职钱和随从衣粮、餐钱等。 |
| 明代 | 由实物、货币和土地三部分组成。以洪武二十年（1387年）所定岁禄为“定例”，正一品岁禄米1044石，月给87石；从九品岁禄米60石，月给5石。岁禄本色虽以米计，但发放时却或以钞折米，或以绢折米，且京官与外官有别。至明中期，官员俸给分为本色、折色两种。“本色”（岁俸米）又分月米、折绢米和折银米，月米不分官品，每员1石；折绢米绢1匹当银6钱；折银米银6钱，5分折米1石。“折色”仍以石计量，又分折银与折钞，各有不同的折算标准。 |
| 清代 | 俸禄的支给，虽说是“银米兼支”，但主要以支银为主。俸禄的支给标准，也主要以银两来衡定。 |
——摘编自曾宪阳《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俸禄制度产生的原因，并对俸禄制度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宋以来俸禄发放标准物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俸禄发放变化的原因。
材料
战国至秦 | 官吏俸禄形式主要以斗发给粟米 |
西汉 | 官的大小和俸禄级别以“石”表示，俸禄以斛为计量单位，按月发给粟米；汉宣帝时因“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使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增加）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
魏晋 | 帛、粟、钱各占⅓ |
唐代 | 唐初大体沿隋，俸禄有粟、田、钱，俸禄依官的品级九品正、从分为十八级。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将各种粮钱合为一起，以月俸为名，随月发钱 |
宋代 | 官员的俸禄丰厚，名目繁多，如最高文散官除每月给俸钱120贯钱外，还有绢绫罗锦以及职钱、公用钱、出差费和仆人费用等 |
元代 | 俸禄支付纸钞，也叫俸钞 |
清朝 | 在京文武官员每年俸银，一品180两白银，二品155两白银，以此减少。京外文官俸银与京官相同，但没有禄米，而武官的俸银减半。雍正帝，七品知县每年只有45两俸银，“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因此，推行养廉银制，其数目大大超过各级官员的俸银 |
——摘编自曾宪阳《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官员的俸禄”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在我国古代并没有“协商民主”的概念，但也存在着许多蕴含或体现协商元素的实践。朝堂议事机制就是我国古代王朝统治者们所实施的一种听政议政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各个王朝统治者们为解.决事关国家或民族重大问题，以及其他统治事宜而开展商讨的一种决策机制。虽然这种机制涉及的仅仅是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人，是一种内输式的、精英阶层的协商，但仍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除了这种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的传统协商机制之外，还有诸多发生在官府和百姓之间的协商机制，主要包括官府与百姓之间对话的官民对话机制、民间人士评议治国事宜的庶民议政机制、谋士说客建言献策的游说论证机制。这些机制发生与存续的政治环境多数是专制统治制度，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维系统治者的专制统治，但是这些机制的运行也确实为广大百姓谋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合法合理的利益。
——摘编自杨守涛《我国古代协商传统研究》
材料二 近代中国“协商政治”是从追求“议会协商”开始的。《辛丑条约》签订后，晚清政府对其政治体制进行了一次革新，试图通过立宪改革来挽救其败亡的命运。谘议局与资政院就是立宪改革的重要举措，它们是清政府试行议会、开放政权的第一步。谘议局和资政院的设立，满足了新式士绅阶层参与政治的愿望，为“制度化容纳民意”提供了参考和实验平台。清政府被推翻后，承担向议会政治过渡职责的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终止了自身的历史使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乱象丛生。社会对以武力为手段的革命空前崇拜，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而勃兴于晚清后期的“协商政治”精神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语境中被湮没，之后又在早年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体制中彻底沦为边缘角色。
——摘编自周巧生《近代中国“协商政治”的制度渊源探究》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就注意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将协商融入政治生活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通过有效协商开展合作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协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1945年抗战胜利，重庆谈判达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共识，从此“政治协商”承载了国人对战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状况下和平建国的美好愿望。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协商会议虽未落地生根，但这种集众家之长、和平协议国是的传统却被中共和民主党派继承下来，并在1949年召开的新政协发扬光大，直至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摘编自张晓《浅议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协商机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近代协商政治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共产党实行协商民主的意义。
材料一：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绩溪人胡忠在徽州创建了安徽省最早的桂枝书院。此后，这种我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教育组织就扎根于徽州大地，至1906年各书院均改办学堂为止，前后延续了九百年。徽州书院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地方官员牵头，民间助资兴建；世家望族为方便族中子弟就读、培养士子业儒入仕举办的各种家族式书院；徽州理学家因讲学和传播理学需要，由讲学者本人或其弟子所创办的书院。其中以歙县紫阳书院最为著名，自1246年创建以来，一直是新安理学的中心。徽州书院以儒家经义为教学的核心内容。讲授重点为四书、六经。书院大多宗法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采取自主钻研、相互问答、集中讲解的教学方法。这些凝聚着先人智慧的精华，在古徽州大地上历经几百年的传递与强化，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优良教育传统。
——摘编自姚辉《徽州书院教育研究》
材料二：1898年，清政府颁布《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正式创立。但它真正实施科学教育是在1902年之后。京师大学堂在课程的设置上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含法律学)、地理学、农学等共10门课程，另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增加了许多西学课程，缩减了经学课的比重。京师大学堂中科学课程的教学比较注重实验和观察等科学教育方法，为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于实际以及动手操作能力，学堂于1907年成立了“博物品实习科”,教学使用的模型、标本和图画都由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从知识结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直至行为方式等方面，为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培养了早期的科学人才，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岗位上、在传递和运用科学知识上发挥了先导作用。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徽州地区书院教育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宋代书院教育相比，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实施的背景。
材料一 1492年，航海家哥伦布踏上了美洲的土地，不仅打破了世界各大陆间的隔绝状态，还使得新大陆的玉米、马铃薯、番茄、花生、橡胶、可可以及烟草等种植作物传入旧大陆。15～16世纪，玉米、马铃薯先后被带入西班牙，并在欧洲传播，最终被引入亚、非诸国，成为人类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其中，土豆每到一个国家都获得一个或几个名称，如：意大利人称其为“地豆”，法国人称其为“地苹果”，美国人称其为“爱尔兰薯”，中国人称其为“洋芊”“土豆”等，马铃薯高产、易储存的特点，使其备受欧洲人推崇，爱尔兰人曾一度主种马铃薯，因此引发了马铃薯晚疫病，导致粮食大危机。
——摘编自马莉《美洲印第安物质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材料二 明清之际，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与推广，不仅改变了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种类的构成，还使边际土地得到充分利用。棉花与玉米、玉米与甘薯的间作以及小麦与玉米、水稻与甘薯的套种模式也在各地获得一定发展。西葫芦、笋瓜、辣椒等也在部分省区渐成蔬中要品、每食必备；烟草、花生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成了农民谋生致富的重要手段。
——摘编自王思明《美洲原产作物的引种栽培及其对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美洲作物在世界传播的原因及其特点。(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洲作物传播对明清社会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过程
朝代 | 宰相职位名称 |
秦 | 丞相、相国 |
汉 | 相国、丞相、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 |
隋 | 内史、纳言 |
唐 | 尚书令、纳言、内史令、中书令、侍中 |
宋 |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左右仆射、太宰、少宰 |
元 | 中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 |
明初 | 中书左右丞相 |
——据黄本骥《历代职官表》整理
材料二 明初的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重，这一部门远承古代的宰相制度，近袭元朝中书省“录军国重事”的旧制。胡惟庸案不过是一个偶发的事件。问题的实质在于，朱元璋对于中书省在自己执行皇权时造成掣肘和潜在的威胁，早就高度不满和戒备。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三月，明太祖下旨，“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明显的意图是要限制中书省的职权，但这还不能从制度上根本解决问题，矛盾仍然相继出现。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因胡惟庸恃功骄纵，跋扈揽权，最终撤销中书省，废除宰相制。但是，事态的发展难以尽符主观愿望。首先是，以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来驾驭一个封建大帝国国家机器的运转，是极难做到的。仅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日之间，收到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的奏件就有1660份，其中反映的事件共有3391件。要求皇帝一一亲自批答如此浩繁的章奏，一一裁决如此众多的事件，显然是不可能的。“密勿论思，不可无人”，设置一定形式的辅政机关仍然有必要。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朝废除宰相制的原因，并评析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立”与“废”。
材料一 从西汉起儒家的法律思想被奉为正统。不过儒家虽然主张礼法并用，但在他们眼中，礼与法不是半斤八两，中国封建法制的实际情况是“礼治”长期占主导地位。儒家认为刑罚必须以礼德为依据，以伦理为统率，刑罚只能惩罚于犯罪之后，而德教却能“止邪于未形”，患于未然，主张先教后诛，反对不教而诛。这套主张后来成为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基本方法。最初，刑起于兵，后来有了法，但主要还是刑法，人们一谈起法就很自然地与刑罚联系起来。平民百姓都谈法变色，视诉讼为畏途。儒家在法与人的关系上，认为政事的兴废、法制存亡，全系于当权者是否贤明。法家虽然反对“人治”，可是，他们又主张“法自君出”，最终还是没有跳出“人治”的窠臼。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法自君出被视为天经地义。
——摘编自刘新《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材料二 古希腊、古罗马的法律是在经济发展、氏族纽带被冲破的前提下，由于外来平民与本国贵族的激烈斗争，迫使贵族不断让步，被迫妥协而产生的。罗马不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法律体系，而且将法治的精神贯穿于整个体系之中。他们很早就把法律作为一门学问来加以研究，从而产生了一代又一代法律思想家。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和世俗君权的膨胀，思想家们在驳斥教权专横的同时，对世俗专制也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抨击，批判的焦点大都集中在专制、人治上。公元392年，狄奥多西皇帝颁布法令，正式立基督教为罗马国教。自此，世俗社会的制定法不仅要体现和服从永恒的自然法，还要体现和服从上帝的神法。西方法律文化作为一种传统的私法文化，其法典中大量的关于刑事内容的规定被民法化了，西方的公法也具有强烈的私法化的倾向。
——摘编自于力军《中西法文化差异与中国法文化现代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我国古代法律思想的特征。(2)根据以上材料指出西方法律思想与中国法律思想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分析形成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非物质遗产”这一概念是由日语翻译成英语的，它来自1950年日本的一次立法活动。日语中的“文化财”概念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遗产”。1949年1月22日，奈良法隆寺金堂壁的大火成为1950年日本颁布《文化财保护法》的直接导因。后来日本也将每年的1月22日定为“文化财保护日”。这部法律不仅针对有形文化财，同时提出要保护无形文化财，并为保护“重要无形文化财的持有者”建立了“人间（人类）国宝认证制度”。韩国在1964年借鉴并采纳了这一举措。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借鉴日本和韩国的实践经验，于1993年创建了“人类活财富”(Living Human Treasures)体系，要求各会员国建立本国的“人类活财富”体系，开展扶助民间传承人的活动，并多次组织各成员国举办“人类活财富”培训班。我国提出了本土化的概念——“代表性传承人”，并于2007年6月认定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计226名。
材料二 20世纪末 21世纪初，UNESCO 部分官员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点。
| 观点 | 提出者 |
| 通过世代相传和复兴非物质遗产来保持其活力，就势必要求优先考虑在这类遗产的文化生态中承认和激励所属的社区、群体和传承人参与到保护的实践过程中来……确保相关社区的文化遗产薪火相传。 | 时任 UNESCO 非物质遗产处处长爱川纪子 |
| 真正需要保护的是社会过程，而不是已经被制造出来的物品……但是西方的模式将所有的东西都转化为物品，如“知识”“生活形式”或“商业”。 | 时任 UNESCO 文化部国际标准司司长林德尔·普罗特 |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巴莫曲布嫫《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实践》
材料涉及个人、社区、国家、国际组织等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当事方，围绕其中任意一个或多个当事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提出一个具体的观点，并结合所学世界史的知识加以阐述。(要求：观点正确，史论结合，阐述合理）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格局仍受到欧美殖民国家的主导，部分阿拉伯国家对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缺乏了解，对红色中国持疑惧和排斥的态度。而中国国内的一些媒体也因受到中国对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影响，将部分阿拉伯国家的统治阶层视为封建独裁和反动军人集团的代名词，中阿之间对外政策等层面缺乏足够的相互认知与了解，存在认知坚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并未急于通过传统的政府间外交的途径实现与阿拉伯国家正式关系的建立，而是主要通过媒体传播和人文交流的手段进行，并辅助宗教和外援，最终助推中阿双方迎来了第一次建交高潮。
——摘编自刘辰《新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公共外交研究》
材料二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广大阿拉伯国家也处于变革自强、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新时代、新形势下，作为共建“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然合作伙伴，中阿双方把握历史大势，回应人民呼声，建立起“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不仅为中阿两大民族实现复兴的进程注入了强大动力，而且为促进南南合作树立了典范，为推进地区安全稳定与全球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滴编自丁俊、朱琳《新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机制、成就与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阿之间存在认知坚冰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新时代中阿合作的意义，并为进一步发展中阿外交关系提出一些建议。
材料一 特许公司是指享有政府授予特权的商业组织。在16- -19世纪间，欧洲的大部分特许公司都是商人创建的，在英格兰、苏格兰、荷兰共和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及其他地方的都一样。他们谋求充分利用某个特定的贸易范围的各种商业机会，这种贸易范围通常是这个世界的某个特定的部分。该现象反映了16世纪以来欧洲与非洲、美洲和亚洲的贸易的增长，有许多特许公司在世界上的这些地区专门从事商业和其他经济活动。总的来说，特许状都授予公司垄断特定范围的商业的权利（诸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与印度和亚洲的贸易），所以特许公司变成了帝国扩张和控制的机构。
——摘编自王加丰《西方历 史上的特许公司》
材料二 1993 年，联合国对跨国企业的划分标准为：在本国设有母公司，并在海外广泛设有子公司，年营业额在十亿关元以上者。跨国公司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但那时的国际影响力很小。二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尤其是交通、通讯技术的革命，推动了传统国际企业向现代跨国公司的飞跃性转变。《中国产经新闻》分析数据显示，2006年世界500强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值相当于联合国统计暑所汇总的全球211个国家和地区的GDP总量的63.9%。企业分布从1995年的26个国家和地区扩展到现在的33个国家和地区。巨型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在汽车行业中，10家最大汽车公司的产量占全球汽车产量的近80%。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其他传统或新兴行业中。
——摘编自刘旭东《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的权力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特许公司诞生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特许公司与当代跨国公司的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