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西方”作为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政治概念之一、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其内涵指涉呈现出丰富而多变的历史图景，见下表。
| 中国古代 |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指葱岭以东地区，有时也指包括中西亚、印度、东欧和北非在内的大片地区。“西洋”一词首先出现在五代，范围逐步扩展到印度及非洲东部。明末清初“西洋”指大西洋沿岸的欧洲各国。 |
| 晚清与民国初年 | “西方”不仅仅是地理范围上的欧洲、美洲，还包含了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文化层面。 |
| 新民主主义革命 |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期间，“西方”概念具有双重内涵指向即作为侵略者而被谴责的“西方”和动员西方无产阶级进行世界革命的“西方”。 |
| 抗日战争期间，将“西方”概念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国家”和“西方法西斯”。 | |
|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反思近代以来中国先进仁人志士向“西方”探寻的救国救民的道路，“西方”主要作为被反思的对象出现。 | |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时期 | “西方”概念在国内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势力而进行批判的对象，也是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思想的目标对象；在国际上，是与亚非拉国家产生共情、建立外交关系、树立自信的批判对象。 |
| 改革开放新时期 | “西方”概念主要是指经济上“西方”，形成了“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对西方开放”，“同西方世界合作”，“不能照搬西方”等概念。 |
| 党的十八大以来 | 中国共产党对“西方”概念的运用是站在世界历史角度看“西方”，并形成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世界历史角度审视西方发展”，“博采东西方各国之长”，“共同发展”等概念。 |
——摘编自黄晓娟、胡国胜等《中国共产党“西方”概念的起源与话语变迁》
围绕“西方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话语变迁”这一主题，从表中提取至少三个历史时期的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阐述。（要求：表述成文，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清晰）材料一 甘地认为，英国用廉价的大工业纺织品打碎了印度的手工纺织业，从饥饿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手中抢走了最后一碗饭。工业文明导致了损人利己的疯狂行为，使人精神堕落。甘地发起了手工纺织运动，提出“纺车轮的每一次转动，都在纺着和平、善良和仁爱”“可以为印度半饥饿的半失业的妇女找到工作……并且用这种棉纱来织布给印度人民穿”。
——摘编自彭树智《甘地的农村经济思想及其道德观》等
材料二 20世纪20年代，中国对甘地的报道多是翻译外国文章，对甘地以赞同、景仰为主。
1930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第二阶段开始，中国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和旅居印度的学者，撰写大量文章，指出不合作运动中上层只顾自己利益，不同教徒存在矛盾，反英力量分散，无力抵御英国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文章，呼吁印度无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只有“破碎‘非武力抵抗’和改良欺骗，革命才能更扩大的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民众将不抵抗比同于甘地的非暴力。有报刊指出“中国的不抵抗主义仿效甘地非武力抵抗何其相像”。西安事变时，西北军打出“我们要做中兴的少康（夏朝君主），不做亡国的甘地”的标语。
1938年，中国报纸报道了甘地捐助中国救护车的消息，称其“为国际社会向中国表示同情之新例证”。1939年，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甘地同情我抗战》，报道甘地呼吁印度全国向“为世界主持正义而战之中国人民加以救济”，共产党《新中华报》发表《可贵的同情——甘地向印人呼吁援助中国人民》一文。
——摘编自唐文权《甘地两次不合作运动在当年中国的反响》等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简析甘地发起手工纺织运动的目的。(2)阅读材料二、解读20世纪30年代甘地在中国的形象变迁。
材料一 1756年，伏尔泰发表《风俗论》，将中国列为最古老的民族，并盛赞中国的高度文明与繁盛，得到欧洲启蒙哲人的广泛认同。魁奈则说道： “中国人不区分道德和政治，在他们看来，良好的生活技艺即是良好的统治技术，所以伦理学和政治学合二为一。”雷诺多发现“哲学家在中国比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有权力”，所以中国的政治具有一种“哲学王”色彩……这种“开明专制”可以避免政治的混乱和动荡，使政治制度更加稳定可靠。伏尔泰声称，中国的政府官员只有经过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能被录用，很难想象有比它更好的政府。经过传教士与启蒙思想家的传播， “以学识孕育政府”成为法国社会的新理念。1791年，法国传统的封建等级制逐渐发展为专家治国的官僚政治。
——摘编自张慧《 “中学西渐”推动近代法国政治变革》
材料二 中世纪以来，特别是自全球史开始以来，东西方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说明“西方中心论”其实是缺乏历史支撑的，好像“皇帝的新衣”。如果从更远的世界大历史来看， “西方中心论”更像是一个“新事物”，甚至是偶然现象。以历史事实说话，无异于是对“西方中心论”的釜底抽薪。
——摘编自李兴《世界史“西方中心论”破解与“三大体系”构建初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法国“中学西渐”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驳斥“西方中心论”。
材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会计机构出现在上海等城市的租界内，主要服务于外商。1918年，北京政府颁布《会计师暂行章程》，中国近代职业会计师的制度开始建立。早期会计师人数增长缓慢，业务量有限。
1936年，会计师业务逐渐兴盛。立信会计事务所创办了《立信月报》等专业刊物，并刊发大量文章。会计师们出版了税法解释及纳税指南一类的书籍。立信会计学校还添设所得税科，学员“大多为工商界正副经理、会计主任及其他高级职员”。会计师在工商企业的邀请下，赴各地讲解税法及会计相关问题，听者“均系中外闻人，工商巨子”。政府税务部门也聘请会计师解释税法。1937年，立信会计事务所创办者潘序伦向财政部提出对国家税法进行修改的建议。国民政府在后来修订税法之时也部分吸收会计师的意见。
——摘编自魏文享《战争、税收与财政国家建构：近代中国所得税研究》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会计师行业兴起及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中国会计师行业所起的作用。
材料一 我国对月的崇拜在原始社会中就存在，西周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祭月之礼，后历朝历代因之。人们通过观测月亮的圆缺变化周期，逐渐形成了日、月等时间观念，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了历法，称为阴历或太阴历。人们对月亮还充满各种想象，建构了月宫、嫦娥、玉兔、桂树等神话形象，用以寄托长寿、团圆等美好的期盼。
——摘编自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等
材料二 明末清初，徐光启等编撰的《崇祯历书》和康熙皇帝召集学者编订的《历象考成》均吸纳了西方有关月亮的科学知识。民国时期，天文学家陈遵妫撰写的《天文学概论》详述了月地距离、月球大小、质量等内容。这一时期，教科书、大众期刊、学生丛书等也纷纷介绍月亮知识。
2004年，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启动探月工程。2013年，“嫦娥三号”着陆器和“玉兔号”月球车登上月球，国人真切地见到了月亮的“庐山真面目”2020年，“嫦娥五号”返回器带回了月球样品，科学家对此进行研究，深化了人们对月亮的认知。
——摘编自谭丹《西学与近代国人的月亮新知》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人们对月亮的认知。(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以来国人对月亮认知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 明太祖朱元璋曾言：“商贾之士皆人民也。”明朝建立之初，他即实行恤商的新法，将税率降为三十分之一，下诏令官府采购应照时价公平给付。明初虽实行专卖政策，但比元代已大为放松，像盐这样的专卖品也与商家分利。商人可以贩粮到边境，领盐引回内地取盐。山（西）陕（西）、江淮等地商人纷纷奔走于各边镇，边地也随之繁荣起来。朱元璋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鉴于商贾多不读书，特命儒士编书教之。随着恤商政策的实施，城市中的商人活跃起来。在他们的带动下，元末遭到破坏的历代名城逐渐恢复。城市的繁荣带动了娱乐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戏曲、说书等通俗文艺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
——摘编自吴慧《中国商业通史简编》
(1)据材料概括明初恤商政策的内容。(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初恤商政策的影响。
某历史学习小组在研究“马铃薯如何改变了爱尔兰历史”这一主题时，搜集到以下材料。
材料一
材料二 16世纪末，马铃薯来到这个岛上，区区百年之内，爱尔兰人就以“酷食马铃薯”著称。一亩半的地，种下了马铃薯，就可以提供足够粮食，再加上一点儿牛奶，就可以让一家吃饱一年了。于是靠着这样的饮食，而且在没有任何医药、卫生、工业化或像样的政府帮助之下，爱尔兰人口从1754年的320万增长到1845年的820万。然后马铃薯枯萎病忽然来到，爱尔兰便主食歉收，造成近代史上严重的饥荒。
——摘编自（美）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
材料三 饥荒迫使大量爱尔兰人移民海外，目的地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英国本土，其中主要移民美国。大规模移民运动不仅永久性地改变了爱尔兰的人口结构，而且对移民国产生了重大影响。1911年爱尔兰人口为440万左右，而2011年爱尔兰人口普查显示为458万。据媒体报道，目前世界各国的爱尔兰后裔大约7000万，2010年美国3亿人口中爱尔兰裔美国人为5500万。大饥荒让英国和爱尔兰彻底走向决裂，以致近百年来民族积怨仍旧无法消解，最终爱尔兰民族坚决走向独立，如今北爱尔兰政治问题仍旧难以破解。
——摘编自曹瑞臣《马铃薯饥荒灾难对爱尔兰的影响——作物改变历史的一个范例》
(1)指出材料一对研究的主题的重要价值。(2)根据上述材料，请你谈谈马铃薯如何改变爱尔兰历史。
材料一 从汉朝到唐朝，漠北草原上先后出现过由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建立的强大国家。它们虽盛极一时，但其政权组织却是建立在氏族或部落基础之上，并没有打破氏族或部落原来的组织结构和血缘外壳。这种国家被称为“部族联盟国家”。在部落联盟国家中，作为征服者的统治民族与被征服者未能融为一体。一个统治民族在比较强盛的时期，能够控制草原上许多不同民族、部族，这种情况下，部落联盟制的国家建构起来会很快：但是一旦发生问题，比方说严重的天灾，或严重的内江，那么解体得也非常快。因为那些被控制的部族原本的基础并没有被打乱，当统治民族出现问题的时候，原本被统治的那些部族马上可以组织起来，甚至可能取而代之。所以草原上这些部落联盟制的国家尽管一时强盛，往往是旋兴旋废，起得很快，落得也很快。
——摘编自邓小南《忧患与繁荣：北族政权的兴衰》
材料二 成吉思汗将其部队按照十户、百户、千户的方式加以编组，委任了各级长官。蒙古国建立后，将所有的草原牧民都按千、百、十户编制起来，这种制度具有兵民合一的特点，是蒙古国统治草原社会的基本行政单位。编组千户时，大部分是混合不同部落、氏族的成员重新组成的。尤其是被成吉思汗征服的部族，基本都被拆散，分属于不同的千户。这样，千户、百户制度实际上取代了旧日的部落、氏族结构，蒙古国百姓通过这一制度被纳入严密的组织，在指定的牧地范围内居住，接受赋役征调。千户百户制度瓦解了草原上的原有的氏族部落，逐渐形成了全新而有持久生命力的蒙古民族。
——摘编自张帆等《辽夏金元史》
(1)依据所学，简述北朝至唐朝突厥族的兴衰。(2)阅读材料，结合所学，比较汉唐时期和元朝中国古代北方边疆政权的发展变化。
材料 “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在“古典时代”的开创性贡献。
材料一 在“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之下，新中国对民族主义国家的认识深受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影响，将民族主义国家视为西方帝国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因此，在政治和外交上否认中立主义的存在，以致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之前，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的亚洲国家只有印度、缅甸等5个国家。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中国宣布在外交上采取“继续坚持和平政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方针，并在1954年逐步形成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代表的新的外交战略。参加万隆会议是新中国在外交上采取的顺势而为的战略行动。在外交关系上，中国积极转向周边国家和亚非新独立国家，这充分体现了新中国主动拓展国际空间的意识。
——摘编自张屹峰《万隆会议与新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建构》
材料二 从1982年起，我国逐步对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繁荣。中国主张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并努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
——摘编自《建国五十年五十件大事》
注：材料出处中“建国”应为“新中国成立”,为尊重原文，故不进行改动。
(1)概括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外交战略调整的背景。(2)说明从1982年起我国外交政策调整的特点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