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清朝官方的基层治理系统逐渐失灵，以乡绅为中心的团练组织成为应对社会动乱的重要力量，民间治理系统开始一枝独大。晚清时期，各种社团逐渐出现，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当了重要角色。由于内部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近代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对象打破了原有的格局，各种各样的新对象涌现。外国势力和新式武器的流入也使原有对象变得更加复杂。清末新政时期，民事开始从刑事法律中独立出来，同时出现了专门法律，基层治理呈现法制化趋势。在地方治理中多地出现多数人参与纠纷、矛盾、冲突的协调和解决的现象。比如1904年5月13日，《岭东日报》报道了广东省澄海县蓬洲所陈氏模仿“自治”的方式，召集宗族成员协商防止赌博的方法。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材料二 土地革命时期，乡村苏维埃政权成为根据地基层政权。苏维埃政权实行普遍选举制度，并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规范的选举程序和合适的选举方法。针对农民对土地的迫切需求，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了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乡村苏维埃政权“是我们党建立自己的基层政权的最初尝试”。

——摘编自李增元、伍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基层治理的百年探索历程及基本逻辑》

7 . 下图是中国北方与南方历代人才比重变化趋势图。该趋势（     ）

材料一 自魏晋有户调之制，北朝因之，及唐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者田租，即今之田赋；庸者力役，若不役，出绢而当庸直；调则户税，各随乡土所出，岁输绢绫纯绵，其无蚕桑之处，则输布麻。惟田赋不计亩而计丁或户，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籍既失实；富者田多而税不增，贫者田失而税不减，遂致人流亡，国课大减，于是以亩定税，敛（征集）以夏秋。

——摘编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材料二 两税法实施后的一千多年中，按资产收税，收取货币，成为赋税变化的主流。这也是明代“一条鞭法”等制度的主要内容。土地占有量是核定资产、征收赋税的首要依据，清代康熙帝时，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实行“摊丁入亩”。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

材料一   中国古代为了巩固政权的基础，发展农业经济，尤其重视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建设。夏商时期，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统县的“郡县制”在各国的推行，乡里行政组织渐成雏形，成为基层组织。汉承秦制，县以下基层组织为乡、里，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还于每十里处设亭，是专门从事“求捕盗贼”的警察性组织，另设游徼，掌捕盗贼。唐朝，基层组织已有城乡之分，农村以村为单位，城邑以坊为单位，乡有乡长，里有里正，村有村正，官方控制与统治不断增强，乡和里的功能逐步弱化。从王安石变法开始，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明代城中称坊，近城称厢，乡村称里。凡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设里长，里下为甲，设甲首一人。清代基层组织在明里甲的基础上，创设了保甲。地方基层组织以十户为牌，设牌头；十牌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乡村基层治理经验》

材料二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地方自治传统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基层治理的管理。美国建国后，基本保持了地方自治的传统，乡镇是最基本的地方自治单位，承担着除司法之外的所有公共服务功能。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以自治市镇为基层单位的制度，每个市镇的市长和市议会都由普选产生，市长同时对中央政府和本地选民负责。英国在1835年颁布《市政法案》，确立了英国近代自治市制度。法案规定自治市政府和议会都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征税所得也由自治市自主开支，但必须接受选民监督。随着城市人口激增，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使传统的社会救济出现变化，把城市分成若干小区，每个小区组织志愿者，负责救济的分配，并协调慈善团体和救济机构的工作，社区组织开始形成。

——摘编自人教版《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