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世纪的阿拉伯天文学家的“图斯双圆”理论出现在300年后的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中，现代天文学家中的很多名称和术语来自阿拉伯天文学家。12世纪开始，许多希腊哲学著作的阿拉伯文译本又重新译成欧洲各种文字，欧洲人才重新接触到真实的希腊古典哲学著作。从阿拉伯世界涌来的知识潮流，给欧洲带来了向心灵解放的“大跃进”，促进了文艺复兴的到来。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是经阿拉伯人之手，逐步传入西欧。

——摘编自蔡德贵《中世纪阿拉伯人对哲学和科学的贡献》

材料二16世纪开始的大航海时代，中国与欧洲有了直接的的交往和交流。来华传教士把他们发现的儒家思想文化传播到欧洲。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将孔子与儒家思想理性化和理想化，作为批判基督教神学和封建专制主义、论证新文化理想的根据和证明。教士们把西方自然科学中的声、光、电、医学等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西学东渐填补了许多中国文化中原来没有的元素，并且通过具有先进思想的国人的学习与研究，近代科学在中国逐步传播与发展。中国知识界关于近代科学的分类也渐次趋向专门化，形成比较系统的领域。新式思想和研究方法改变了中国古老的思想文化领域，改造、丰富和发展了中图文化的结构。

——摘编自周振鹤《中西文化交流史》

19世纪上半期，工业文明以及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究竟是灾难还是福祉，是以平等为主导的发展，还是以自由为优先的行进，很多思想家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批判与辩护的激烈交锋。

在工业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支庞大的雇佣劳动者，对于他们而言，工业文明带给他们的只是苦难与痛楚，他们成为这种体制的直接牺牲者。因此，工人阶级以及他们的理论家也最早展开了对工业文明的激烈批判：社会现实中劳动产品全部归属于资本家，导致了财富分配不平等，究其原因是因为劳动权利的丧失。因此，他们从自然法理论出发求获得劳动成果的权利，认为这是人的天赋权利。在对工业文明的一片批判声中，一批思想家也走上前台，发出了另一种声音，他们坚决为现有的工业制度和社会体制辩护呐喊，这批思想家主要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法国社会学家圣西门等人。他们一致认为，只有工业文明，只有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才能增进国家的财富，带来社会的进步，实现理想的“文明社会”。

——摘编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二编工业文明的兴盛：16—19世纪的世界史》

从上述材料中提取一个关于工业文明观点，并作简要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18世纪的英国政府依然推行重商主义。为保障毛纺织品出口，政府出台相关法律，禁止羊毛出口，又禁止工匠和技术工人移居国外，并长期禁止纺织机械及其他设备出口。为避免外来竞争，1700年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丝绸及印染棉布进口，这对于东印度公司的东方贸易造成重大打击，但却促进了国内丝织业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与进口商品的高关税相对应，英国政府又实施出口补贴政策，以推动对外出口。18世纪末，重商主义受到挑战，英国政府开始尝试自由贸易政策，80年代英国与宿敌法国签订了一份自由主义的商业协定，赋予两国在欧洲商业和贸易中的完全自由。

——摘编自钱乘旦、刘金源《英国通史（四）》

材料二   清朝满族当政，以少制多，更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上坚守重本抑末政策，但康熙也提出“恤商”和“利商便民”口号，清延长期对待工商业既不提倡，也不大禁。清朝废除明朝的匠籍制度，给官营手工业者自由，放弃明代官矿政策，允许商民开矿。政府财政税收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商帮为政府和皇室专卖物质，并兼营典当、汇兑等业务，势力经久不衰。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国家财税长期主要来源于田赋，海关收入比重在1753年四口通商时所占岁入税额仅四十分之一，乾隆后期进一步改为一口通商；另一方面进口商品除了铜、铅就是一些高档奢侈消费品，对外贸易没有建立在自身迫切需要之上。

——摘编自许涤新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

材料   有学者认为，科举制度是制度化儒家的核心和枢纽，维系着儒家的文化价值和传统的制度体系之间的平衡。科举制的废除使绅士群体产生的机制不复存在，这导致了实际和潜在的儒家群体力量的削弱，儒家思想越来越失去民众基础。以废除科举为前提的晚清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传统制度体系中儒家成分的否定，同样也是对儒家制度体系的否定。

——摘编自干春松《科举制的衰落和制度化儒家的解体》

材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生存与发展，首先必须扫除战略思维上的障碍。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角逐有什么变化？政治战：当今强权国家已将政治战作为攻击其他国家的一种重要手段，其残酷性仅次于军事手段。经济战：经济不仅是一切军事、政治斗争的原动力，而且已经成为兵不血刃地攫取战略利益的直接手段。文化战：自经济全球化以来，西方强势文化传播主要以价值观征服、战略传媒欺骗、战略文化渗透、战略舆论攻击、战略心理攻击为手段，影响甚至部分改变其他国家的文化体系。外交战：在国际斗争中，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力量，还取决于该国运用外交战略。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当今研究外交并制定对外政策，需要知己知彼；必须立足于对世界大势和各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才能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博弈中，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摘编自孟宪生《审视全球化时代国家角逐之变》

材料一   明太祖多次颁布禁海令，严禁濒海军民“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明成祖即位后，沿袭海禁政策，并奉为祖宗法度。此后，明廷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然而，屡禁不止，民间开海呼声与违禁出海行为从未间断。嘉靖二年（1523）宁波争贡之役与二十八年走马溪事件发生后，海上走私贸易愈禁愈盛，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一年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倭患。时人认识到，要消除倭患，保卫海疆安全，最好的办法是疏而非堵。闽、浙、粤三省官员不断上奏，请宽海禁，与主张严禁的官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开海与禁海之争。隆庆初年，明廷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所奏，宣布开放海禁，漳州、泉州之民“准贩东西二洋”。开海政策持续五十余年，不仅在明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及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对沿用两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的否定，推动了海外贸易发展。

——摘编自涂丹《明代禁海与开海之争》

材料二   康熙时本有四口通商的规定，但几十年间，外国商船绝大多数开赴广州贸易，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和惯例。乾隆十二年（1717年），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厦门贸易。当地官吏认为“吕宋（指西班牙）为天主教长，漳泉风俗浇漓（民风不淳朴）。此等夷船终不宜使之源源而来，拟俊夷船回掉之日，善为慰遣，不使复来”。清廷的复示是：“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1757年十一月初十日，乾隆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

——摘编自《清实录》

材料   经济民族主义的核心目标在于提高民族国家自身的生产力，用李斯特（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且这种力量不是眼前的、暂时的，而是长期的、永久的。在李斯特看来，随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工业竞争力的不断提高，最终必须走向自由贸易，这样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换句话说，对于像英国这样的领先国家，如果站在英国的立场上，李斯特是完全支持它实行自由贸易的。因此，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会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摘编自贾根良、陈国涛《经济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比较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