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刻不容缓 | B．建设甲骨文博物馆提上日程 |
| C．甲骨文的保护和传承国际化 | D．高新技术拓展文化传承途径 |
| A．丰富了希腊文化的多元性 | B．意在推动区域文明交融 |
| C．冲击了西亚北非古老文明 | D．导致了宗教文化的盛行 |
材料一 辅佐国君以行治国之事者，在春秋时期多被称为“相”。终春秋之世，列国担任治图重任的“相”，皆属卿族。这些卿或随国君外出参加各种礼仪，或主持国政以决国家军政大事，实为卿权势力强大的一种表现。战国时期的“相”往往只有职官的意义，不是传统的贵族身份的标识。因为在国君的周围不需要存在能够使其“易位”的人物，而需要俯首听命的大臣。士阶层登上政治舞台为这一新格局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布衣卿相之局的噶矢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结构大变动中即已鸣响。
——摘编自晁福林《论战国相权》
材料二 唐初，“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起草文书诏令，原属中书省的职责，唐玄宗时则正式设置输林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垂相，号令征伐”，皆出其手，“其后逸用益重，而礼遇益亲”，“又以为天子私人，元充其职者无定员”。在代宗永泰年间，又于内朝设立枢密院，以宦官充任枢密使，“其职掌惟承表奏于内中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如此，则原来共同执掌军国政令、佐天子而统大政的中书、门下省，都降低为只能照章办事的执行机构。
——摘编自魏俊超《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相职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相权演变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指出唐代君主削弱相权的主要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上述措施的影响。
材料 司马迁将项羽载入《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班固将项羽载入《汉书·卷三十一·陈胜项籍传第一》。在《史记》中，司马迁除了介绍项羽生平（“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以及转述项羽的言论之外，均对项羽以“字”相称，或者称其为“项王”。在《汉书》中，班固对项羽以“名”相称，很少称其为“项王”。在《史记》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霸王”，而在《汉书》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伯王”。关于项羽身死之后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在《汉书》中，班固没有如司马迁那样详细介绍汉军占领鲁地的过程，在写完项羽乌江自刎一段之后，班固仅用一句话交代了项羽的后事——“汉王乃以鲁公号葬羽于谷城”。
——摘编自张春巍《项羽生平记述差异分析—基于〈史记〉和〈汉书〉的考察》
(1)根据材料，概括《史记》和《汉书》记述项羽的差异。(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史记》和《汉书》对项羽记述的因素。
| A．地方治理比较灵活 | B．民族关系有待加强 |
| C．地方势力较为强大 | D．郡县制度推行受阻 |
| A．古代民族关系的重要变化 | B．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特征 |
| C．华夏认同观念的初步形成 | D．楚文化的发展具有滞后性 |
| A．动摇了世家大族割据基础 | B．推动了南北民族大交融 |
| C．使封建生产方式得以扩展 | D．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 |
材料一 元代本着“损中国无用之费，易远方难制之物”的精神，鼓励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其进出口货物数量和品种都倍于前代，且不断增长，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据《大南海志》记载，元代前期经广州港进口的商品计有七类七十多种。元代后期，仅由四明（又名庆元，即今浙江宁波）进口的商品就高达二百二十四种，比元前期翻了三番。值得注意的是，在品种繁多的进口商品中，奢侈品的数量较前代有明显减少，而用于生产、生活的日用品比例大大增加。海外商品输入中国沿海港口以后，通过商贩们的转运，销往全国各地。
材料二 泉州作为元代最大的进出口港口，那里的各种货物堆积如山。江南最繁华的都市杭州，是元代最大的商品聚散地，政府在此设有市舶仓库，专门贮存从各地转运来的货物。杭州本身也是最多的消费城市，仅胡椒一项，每日销量竞达四十三担，每担重九十公斤。元大都（今北京）虽远离东南沿海贸易港口，但由于它是元朝统治中心，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云集于此。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商贩，都将各国商品转运来此经销。当时的大都，凡是世界上珍稀的东西，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特别是来自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喻常森《元代海外贸易发展的积极作用与局限性》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元代海外贸易繁荣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海外贸易繁荣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
| A．思想文化氛围相当宽松 | B．新兴政治力量的崛起 |
| C．五四与新思潮相互促进 | D．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
材料 古代中华大地上的历代王朝或政权，尽管没有一个以“中国”为国号，但却以“中国”（华夏）王朝和非“中国”王朝进行区分。最迟在西周时期，周王所在的“王畿”被称为“中国”，并形成了以周王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思想体系，主导着中华大地的历史走向，是实现“天下大同”这一最高理想境界的途径。春秋战国时期，有“中国”身份是诸侯争霸的有利条件，两晋南北朝时期则以“中华”替代“中国”成为诸多政权博弈的旗帜，宋辽金时期“中国”再次成为各政权博弈的政治借口；建立北魏的鲜卑人、建立辽朝的契丹人将自己的王朝谱系写入黄帝谱系之中，都是为成为中华大地的“正统”王朝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这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远非“汉化”一词所能概括，也是“中国”认同得以形成的原因，多民族国家中国也因为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持续认同“中国”的存在而得以形成和发展。
——摘编自李大龙《如何理解中华文化中的“华夷之辨”与多元性？》
选取中国古代史整体或某个时期，对材料中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加以阐述。（要求：看法具体明确，史论结合，论据充分，表达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