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下表为明代“异国故事”摘编
书名 | 异国 举隅 | 故事情节 | 细节摘编 |
《西游记·比丘国救子》 | 比丘国 | 唐僧师徒西天取经，比丘国救助群童的故事 | （比丘国国王听信国师谗言）用1111个小孩的心肝做药引……谁家不爱自己的孩子，可是都怕国王，连哭都不敢哭了。 |
《拍案惊奇·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 吉零国、波斯 | 文若虚国内经商破产后出海贸易，异国奇遇，一夜暴富 | （吉零国捡到龟壳）每肋中间节内有大珠一颗，乃无价宝也！ |
《喻世明言·杨八老越国奇逢》 | 日本国 | 杨八老因倭患遭遇离乱，在日本生活十多年后与亲人团聚 | 人人胆丧，尽愁海寇恁猖狂……劫火遍村落，血流成污池。 |
《警世通言·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 渤海国 | 李白天纵奇才，纸笔之功吓退渤海使臣 | （李白）：尔海外小邦，高丽附国，比之中国，不过一郡……渤海使臣面如土色，愿年年进贡。 |
材料二
科幻，将科学与幻想连接。科技的发展、突破与展望，往往会在幻想世界中激起令人惊艳的浪花。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科幻小说发展迅速，文学性增强的同时更引人深思。1997年在王晋康的《七重外壳》中，主人公在体验虚拟世界后，想尽办法逃离虚拟世界。1998年潘海天创作的《偃师传说》，取材于《列子》“偃师造人”的传说，将科幻与东方幻想相结合。2000年刘慈欣创作的《流浪地球》中人类面对地球环境恶化，逃离太阳系寻找新家园。2003年王晋康在《类人》中讲述了在21世纪末“类人工厂”，人类用纯技术的办法制造人类DNA并发育出类人，引发了社会对医学伦理和亲情关系的探讨。2004年韩松借助《红色海洋》的故事，探讨全球变暖、人类进化、民族生存等多个议题。2012年郝景芳在《北京折叠》中设置了三个相互折叠的世界，是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阶层固化、贫富悬殊的深刻思考。
——摘编自《科学与科幻世界的“双重宇宙”》
(1)依据材料一明代小说中的“异国故事”，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所影射的社会现实。
(2)依据材料二，概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科幻小说的创作特点，并结合唯物史观谈谈对科幻小说创作的认识。
材料一 古代都城的工业污水主要来自印染、造纸产业，这些水污染会引发瘟疫蔓延、疾病流行，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在隋朝之前，古人处理生活垃圾以及污水以就地掩埋为主，慢慢的才开始有专人处理。到了唐朝，开始出现了一系列关于污水排放和垃圾处理的法律。
《唐律疏议》中记载：“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谓‘侵巷街’以下，主司合并禁约，不禁者与犯人同坐。”换而言之，如果随意倾泻污水或者乱扔垃圾，被武侯、不良人发现，需要面临被杖击六十的处罚。唐朝这些严苛的法律为后来的宋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北宋初年，朝廷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予以治理工业污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先是明令“内金水河两岸，即创置短墙遮护，不许放入浊污河水”，后又通过开小池和置斗门的方式来控制水练、过滤污水，同时还开凿了退水沟渠，将染院产生的废污水泄至宫城外的城壕中，以此减少对城内水域的直接污染。宋代政府还把对河渠的治理养护纳入到官员的考核目标中。宋代政府对环境、水源卫生保护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摘编自牛素娴《两宋都城的用水及水源卫生》
材料二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表示：海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日本政府不顾国际社会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核污染水排海，这一举动无视公共利益，公然向全世界转嫁核污染风险，极其自私自利，极其不负责任。长期以来，围绕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对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的影响一直存在严重关切，日方做法的正当性、合法性、安全性也一直受到广泛质疑。无论日方如何辩解，都改变不了未来30年日本将把上百万吨的核污染水持续向太平洋排放的现实，都改变不了排海将对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造成巨大风险的事实。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正视有关国家表达的合理关切，立即停止核污染水排海。
——摘编自新华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加强城市工业污水治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对日本核污水排海的态度，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汉儒们秉持先秦儒家追求统一的观念，把大一统当作政治理想的首要大事，董仲舒明确提出，“春秋大一统，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在大一统观念的指导下，儒家认为无论是居于中央的“华夏”，还是分居四边的“夷狄”，都是汉朝天予统治下的臣民。汉代在管理四夷的机构上承袭了秦代，也有中央和地方之分，但是设官更加具体，职权更加明晰。在中央机构中，汉朝继承了秦的典客制度，典客的名称在景帝中元六年（前114年）被更为“大行令”，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又把“大行令”改称为“大鸿胪”。汉代对秦朝管理四夷的中央机构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汉武帝时期所进行的改革，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与四夷交往频繁的现状，也表明了汉武帝对四夷的有效统治。
——摘编自林先建《儒家华夷观与汉武帝民族政策研究》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交融推动了胡汉交往交融，承袭而立的李唐皇室本身也带有鲜卑血统。唐高祖李渊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唐太宗进一步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华夷一体”开明民族观，认为夷狄亦人耳。少数民族也因此将太宗尊称为“天可汗”。唐玄宗时延续了这种包容思想，秉持“中外无隔，夷夏混齐”的态度，以宽广的胸怀纳戎延狄，释放吐蕃俘虏，摒弃民族偏见，以至诚之心安抚四夷。在这种民族观的渗透下，唐代统治者针对少数民族实施了更为开明的民族政策。
——摘编自张文玉《唐代和亲与民族关系建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代设置民族机构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民族政策的共同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汉唐民族政策的认识。
材料一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出自明代冯梦龙《古今小说》，被学者认定为传世的宋元话本。话本梗概如下：
故事发生在南宋高宗建炎三年、金太宗天会七年（1129年）。杨思温“因靖康年间，流寓在燕山（今北京），犹幸相逢姨夫张二官人在燕山开店，遂寓居焉’。燕山百姓“虽居北地，也重元宵。未闻鼓采喧天，只听胡笳聒耳”。这里虽不及东京元宵的盛况，也是“街上喧闹 “半是京华（东京）流寓人”。东京人有元宵夜插戴花朵的习惯，而燕山的女真孩童、女子头顶耳畔戴着葱、蒜做装饰；东京流行的娱乐方式“三棒鼓”也处处可见。杨思温在一位贵夫人的随从队伍中见到一女子，打扮“好似东京人”，疑其为义兄之妻郑意娘。他跟着对方来到燕山最大的酒楼秦楼。这里“似东京白樊楼一般，楼上有六十个阁儿，下面散铺七八十副卓（同‘桌’）凳。当夜卖酒，合堂热闹”。秦楼也有来自东京酒楼的跑堂（服务人员），杨思温从他们口中得知夫人“常常夜间将带宅眷来此饮酒”。杨思温就此打听到女子的居所，彼此相认。
材料二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写郑意娘被金人掳去，不甘屈辱，自刎而死。反映了妇女在民族压迫下的悲惨命运，讴歌了她们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思想主题。总的看来，宋代话本中的优秀小说比较冖阔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尤其是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鲜明地表现了市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的思想愿望，具有朦胧的民主倾向和反抗精神。
——杨忠《浅宋元话本及其价值与影响》
(1)结合所学知识，从材料一故事梗概中提取情节，指出它们所反映的两宋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并谈谈对该特征的认识。（要求：简要写出所提取的两个小说情节及对应的历史特征，对历史特征的概述和分析准确全面）(2)结合两则材料分析宋元话本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凡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
凡未经议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议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选自《权利法案》
材料二 近代议会实践活动大事年表
| 19世纪四五十年代 | 林则徐、魏源等人对西方议会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 |
| 19世纪七八十年代 | 郑观应认为，西方“育才于学校，议政于议院”，是其富强的根本。 |
| 19世纪90年代 | 康有为、梁启超从“兴民权”的角度，提出“设议院，立议员”。 |
| 20世纪初 | 在资产阶级立宪派推动下，全国掀起了请求速开国会运动。 |
| 1909年—1910年 | 各省成立了咨议局，全国性的资政院也建立起来。 |
| 1912年 |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通过了《临时约法》。 |
| 1914年 | 袁世凯解散国会，实行专制独裁统治。 |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 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
(1)根据材料一，概括《权利法案》所反映的权力转型。结合所学，简述《权利法案》颁布后的百余年间，英国民主政治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成果。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叙述议会制在近代中国的实践。
(3)依据材料三，谈谈你对中国共产党边区政权建设的理解。（要求：表述成文，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 开元、天宝年间，唐代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由俭趋奢。“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居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当时人情多以放荡为快，从衣食住行的物质性消费到歌舞娱乐的精神性消费，尚奢华、重炫耀成为展现个性、个人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手段。商人为了迎合大众需求，“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品茶啜茗之风也从宫廷传至王公贵族、官僚士人，并渐入寻常百姓家。茶叶、花卉、酒等成为风靡城乡的消费热点，“江村亥日长为市，落帆度桥来浦里……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一些官员和商人为满足自己奢侈消费的需求，猎取法外收入、牟取暴利，最终受苦的还是广大平民。
——摘编自张雁南《唐代消费需求与商品供给关系探析》
材料二 伴随着城市市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和新贸易航路的开辟，追逐奢侈的消费风潮从贵族特权阶层逐步传递至城市富裕的商人阶层，乃至普通手工业者。世俗统治者往往将节日庆典和宴会活动视为展示统治能力以及城市实力和形象的舞台。威尼斯流行的一首件名诗歌记载了这样一个人：一位名叫尼科的平民，非常讲究穿着打扮，虽然只是一名造船厂里给船甲板填缝隙的工人，但也向人炫耀曾身着天鹅绒披风，腰间斜挎一把银质匕首，戴着各式戒指，在装饰豪华的家中享受生活。据不完全统计，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意大利地区48座城市共计颁布了391份涉及限制服饰、宴饮等奢侈行为的法令法规。
——摘编自尚洁《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崇奢与禁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代中后期奢化消费的社会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唐朝中后期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奢侈消费的共同点。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颁布众多禁奢令的看法。
材料一 今有南清志士某君，北来游学，此君尚未娶妇，意欲访求天下有志女子，聘定为室。其主义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如有能合以上诸格及自愿出嫁，又有完全自主权者，毋论满汉新旧、贫富贵贱、长幼妍媸均可。
——《大公报》1902年6月26日
材料二 父母之命这句话固然视为天经地义不可改易的，但是我们现在做父母的应该要晓得，这几千年来的礼教风俗到了今天决计行不通！……做父母的应该要明白些现在世界的大势！闭关自守，做不到了；农业经济组织下的状态，保不住了。
——陆秋心《婚姻问题的三个时期》（《新妇女》1920年4月15日）
材料三 我在小姊妹的帮忙下，加入了家庭妇联。我看见姊妹们加紧生产，努力学习文化，便愈感到自己的落后，我要好好地向姊妹们学习，我也加入了学习班。新婚姻法颁布以后，小姊妹张丽娟告诉我，说可以到家庭妇联申请向朱家离婚，婆婆没有理由阻拦我，于是我离婚了，我自由了。
——《一个童养媳的新生》（《解放日报》1950年9月1日）
(1)上述材料反映了当时新婚姻观念的哪些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婚姻观念变化的因素有哪些。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近代婚姻观念变化的认识。
材料一 自1915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新青年》杂志始终坚守推动文化革新与社会革命之初衷，生动地展现了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轨迹。杂志创刊伊始，致力于思想启蒙，是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激进派杂志。十月革命胜利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杂志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
——摘编自王兰娟《<新青年>杂志的“主义”转向》
材料二 所谓家国同构，移家为国，移孝为忠，进而在家国之上，扩展为一种公天下的世界意识。这使中国人的世界观或天下观成为一种本于家国同时又大于家国或高于家国的世界意识，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蕴着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田海平《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民国初年中国思想界吸收外来文化的阶段特征并简析其成因。
(2)据材料二，指出“家国同构”的新内涵。综合上述材料，谈谈新时代强调家国情怀的现实意义。
材料 1972年新疆出土了唐代绢画《双童图》，该图描绘了两个儿童在草地上追逐嬉戏。左边的儿童右手放掉飞虫，左手怀抱卷毛小狗。这种卷毛小狗在唐代称为“拂袜狗”，据《旧唐书》记载：“（高祖）七年，（高昌王）文泰又献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长尺余，性甚慧，能曳马衔烛，云本出拂菻国。中国有拂菻狗，自此始也。”经学者考证，“拂菻狗”的故乡是当时被称为“大秦”或“拂菻”的东罗马帝国。
图中两个儿童穿的彩色条纹背带裤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背带裤、背带裙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出土的侍女俑，就穿着背带长裙。有学者提出，其可能源于我国北方契丹族服饰中的“连脚背带裤”，传入汉民，族被汉族儿童所穿而沿用下来，并由中原再传〉吐鲁番高昌地区。彩色条纹面料最早在战国楚墓出土的服饰实物中可见，至唐代随着与西域少数民族文化的不断融合，服饰的条纹逐渐变窄，并出现多色相间，色彩越来越艳丽。同时期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八彩晕绷提花绫裙残片”也进一步证明了彩色相间的织物在这一地区的流行。
——摘编自廖瑜等《艺术社会学视角下唐代婴戏图研究——以阿斯塔那187号蔂〈双童图〉为例》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绢画《双童图》为例谈谈历史学研究的方法。
材料 清末的史书市场
1902年，书商在金陵乡试场前统计：“所销之书，以历史为最多，”《史论类纂》广告谓：“自维新后，试场、学堂莫不以历史试士，统观两场题目，均须切实史事。”书籍市场上，史论类书籍和西史书籍被士子广泛购阅，读史风气渐开，“通知今古，兼习外事”成为风尚。1902年，梁启超在其发表的《新史学》中言；“《二十四史》也，《九通》也……此等书皆万不可不读。”此一观点颇受趋新人士和举子的赞同。史书发行泛滥于市，泥沙俱下，《瀛寰志略》等史地书籍和《明治维新史》等外国政治史也分外畅销。底层读书人心目中的“史论”“史学”与“历史知识”等概念几乎画上等号，并无明显分别，“简”“速”“全”成为购买史书的标准，原本令人望而生畏的厚重史籍经由市场筛选简化，成了“可读之书”。时人多评举业史书难脱词章窠臼，不足为史著，只不过是将策论新瓶装旧酒，商业繁盛与质量低下形成鲜明的反差。
——摘编自王乐鑫《清末科举改制前后的史书市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史书市场繁荣的原因，并简析史书市场繁荣背后暗藏的危机。(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国史书业的出路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