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巴尔干地区位于古代东西方贸易通道的欧亚交会点，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这里聚集着多个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多样化的生活状况。其内部统一发展的动力长期未能形成，在半岛狭小的空间里，各民族在摆脱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对有限资源展开了各种形式的争夺，导致积怨很深，成为了“欧洲火药桶”。一战中，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土耳其站在同盟国一边，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倒向协约国。二战中，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加入德国阵营，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则抵抗法西斯。无论是二战前法德意与巴尔干各国结盟的角力，还是战时英美苏与德意在巴尔干的对抗，都造成了巴尔干地区的动荡。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实力弱小的国家如何审时度势，在兼顾利益和道义的基础上选择正确的道路，值得深思。

——摘编自梁占军《二战中的巴尔干：历史与启示》

材料一 汉唐时期我国的对外贸易通道主要是陆上丝绸之路，到了两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交流的主要通道。对于海上丝绸之路在两宋时期兴盛的原因，学界有三种说法比较流行：一是“陆丝”阻断说；二是技术推动说；三是世界格局变动说。上述看法均有道理，并具有相当史实基础。如果放宽视野，经济因素是晚唐以及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物兴的极本动因。

——摘编自柳平生、葛金芳《试析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内在经济动因》

材料二 草原丝绸之路初步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其产生与游牧民族“逐水草迁传”的生活习俗以及都落之间的战争有关。匈奴族的南下与西迁将蒙古草原地带的丝绸之路进行了强有力的连搬与拓展。随着唐朝对漠北草原的统一，草原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元朝，驿站制度构筑了连通漠北至西伯利亚，西经中亚达欧洲、东抵东北、南通中原的发达交通网络，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达到顶峰。草原丝绸之路既是政令、军令上传下达的重要通道，也是对外进行商贺往来的主要线路。但随着元朝的覆灭，这条通道走向衰落，这就使生活上高度依赖中原农耕地区的草原游牧民族倍感不适。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新的丝绸之路形态的万里茶道应运而生。

——摘编自倪玉平、崔思朋《万里茶道：清代中俄茶叶贸易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等

材料三 2017年5月，俄罗斯驻中国大使提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共建“冰上生绸之路”的设想，同年7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时任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时表示，中方致力于与俄方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路”，以此来落实好两国的贸易互联问题。“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为两国地区合作、航运开发、北极治理等领域带来契机，也可成为两国蓝色伙伴关系建立的开端。蓝色发展理念的丰富与蓝色活动的开展将推动两国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不断加强合作，继而推动中俄周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摘编自白佳玉、冯蔚蔚《以深化新型大国关系为目标的中俄合作发展探究一从“冰上丝绸之路”到“蓝色伙伴关系”》

材料一   早在西周时代，中国和希腊之间散居的游牧部落就建立了最古老的东西方贸易联系。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和汉朝张骞凿空，从东西两头不自觉的合力。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创造了条件。古代中国出口产品绝大多数是丝织品，此外还有植桑育蚕缫丝技术、四大发明等，依稀还有传统文化；进口的则是玻璃、珊瑚等，欧洲的传统风俗、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天文、数学等也逐渐为中国所了解。直到新航路开辟前，中欧陆海贸易主要以中间商的间接方式进行。由于地理上的障碍和发展水平的限制，古代亚欧关系是稀疏的。古代亚欧文明的社会经济水平并无太大差距，双方关系是比较平等的。

——摘编自余建华《古代丝绸之路与亚欧文明交流》

材料二   1949----1969年，多数西欧国家都将自己定位在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里，为拓展外交空间，提升国际地位，中国对中欧关系的态度则更为积极。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明确表示不以意识形态划界。在新中国前二十年，中法建交，中国与7个西欧国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美关系解冻后，西欧国家普遍希望借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1970---1973年，有12个西欧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中国把西欧定位在“第二世界”，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1975年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交，双方高层互访日益频繁，经贸关系发展很快。

——摘编自田德文《解析中欧关系中的观念因素》

材料一   赫梯人是古代印欧人的一支。公元前19—前18世纪，赫梯人从半游牧半农耕的状态进入到定居、建设城邦和建立王权国家的阶段。大约在公元前1595年，国王穆尔什里一世率领军队洗劫了巴比伦城。此事在古巴比伦人的编年史中只是轻描淡写，而赫梯人在文献中写道：“他远征巴比伦，征服了巴比伦城，并且打败了胡里特人。他把俘虏和战利品带回（首都）哈图沙。”

赫梯人的法的思想体现在诉讼文献、训诫文献、祷文和政令等文献之中。赫梯法典在传承、修改过程中，量刑趋于缓和，刑罚趋于减轻，最终留下了200条。

赫梯人是创造文明的主体，但不是唯一创造者。土著的哈梯人从事农业、冶铁等手工业生产，并主持宗教生活。来自两河流域的专门人才在文字、语言、医学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叙利亚等地的经济文化成就也通过商贸往来得以传入。赫梯人掌握了楔形文字的书写方法，使用的象形文字完全不同于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

约公元前1200年左右，赫梯王国受“海上民族”的冲击而崩溃，赫梯文明从此“失落”，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学家才使赫梯文明“重见天日”。

——摘编自李政《赫梯文明研究》

材料二   出土的赫梯人泥板文书的内容包括：（a）一系列的王室《年代记》，叙事性地记载了国王的军事功绩；（b）国王和外国统治者以及臣属统治者之间签订的条约；（c）国王（有时是王室成员）外国统治者、臣属统治者和高官之间的往来信件；寅布王位继承等事项的敕令或公告；（e）节日文献，阐述了很多年度敬神庆典中要遵循的程序——也告诉我们很多赫梯人的宴会和娱乐活动；（f）200条赫梯法典的副本，它告诉我们当时社会的罪行与处罚，包括婚姻、农业和商业等条款；（g）传说和神话文献，有些源于赫梯人之前的安纳托利亚居民，有些源自相邻的其他居民。

——摘编自【澳】特雷弗·布赖斯《安纳托利亚勇士：赫梯人简史〉

材料一   为统一全国，朱元璋在前朝民族政策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进而形成一整套独特的民族政策。朱元璋认为“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感。”对蒙古族，一方面武力打击，一方面承认元朝曾经统治中国的正统性，运用怀柔手段笼络安抚蒙古贵族和平民。对南方各少数民族，主要侧重“以德怀之”。政治上，继承土司制度并加以改进，推行土流合治；文化上，“用夏变夷”,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儒学；经济上，实施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

——摘编自杨杰《论明太祖朱元璋的民族政策》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积极推行“重边教，宏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的民族同化政策，如提倡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奖励内地人民移住边疆或边疆人民移住内地、推行“国语”运动等，以便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汉化的中华民族”。受此影响，贵州大力推行统一语言文字、汉苗通婚、统一服装等运动。

——摘编自郑大华《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

材料三   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相对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言，社会供给的不足和结构性失衡，这种不足和结构性失衡在民族地区尤为突出。为此，党中央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着手，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以实现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提出在民族地区重点开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工作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精准扶贫的政策法规，取得了卓越成就。

——摘编自张学敏、柴然《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政策发展及新时代走向——基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

材料一   中华文明与周边地区的交流由来已久，隋唐时期，周边地区以中华文明为榜样，向隋唐派遣使者和留学生，积极学习并吸收中华文明成果。中华典章制度、思想文学、生活方式和文化的观念形态深刻影响日本、越南和朝鲜，最终以中华文明为基础、以汉字为表征形成了东亚文化圈。借助于发达的对外交通，隋唐王朝还与更广范围的地区有了联系。中亚、西亚和非洲出土了隋唐铜镜、钱币和瓷器，中亚地区城市的建制布局亦同于中原城市。隋唐时期，以中原王朝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文化圈最终形成。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殖民者、传教士纷纷东来，并开始系统地翻译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经典，但这些典籍的翻译往往参杂着片面性与民族偏见。此时，王韬，陈季同，辜鸿铭等人注意到东学西渐的重要性，着手中华古代文化典籍的对外翻译。陈季同以欧洲人的写作风格，写就《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等书，记述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并指出西方文明与远东文明之间的异同。辜鸿铭着手西译儒学经典，如《论语》《中庸》。中国学者所做出的努力，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摘编自史革新《略论中华文化在晚清时期的外传》

材料三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是唯一流传至今，仍生机勃勃的文明。中华文化不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期以来以其高度的文化发展影响着周边地区的文化。“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领域国际斗争主动权，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根本与前提。

——摘编自张西平《提高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新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