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的人本思想，主要是强调在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中人贵于物。《荀子·王制》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在天地万物之中，人是一个具有感性、能够创造、能够进行自我发展的万物之灵，人有突出的价值。《论语》记载，马棚失火，孔子问伤人了吗？不问马，说明在孔子看来，人比马重要，即人的生命价值比动物重要。其后的儒家学者都坚持这个观点并将其充分发挥与引申。
——韩星《以人为本的主体精神》
材料二 在智者学派的推动下，哲学从主要研究客观自然界转到研究人和社会。这时候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哲学思想是属于个人的脑力劳动，哲学家个人的品格、爱好和学识，甚至他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所能发挥的自由作用就可以大得多，对以后哲学的发展也可以产生较大的影响。比如亚里士多德由于惯于归纳和概括历史和经验事实，善于分析和推理，对于以后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汪子嵩《<希腊哲学史>前言》
材料三 以洋务运动为契机，西方的凸版印刷术、平版印刷术、凹版印刷术也陆续传入国内。中国出版业由此在晚清时期实现了由手工操作向机械化生产的跨越……在“出版救国”思想影响下，章太炎、谭嗣同、蔡元培等对洋务派的译书阅读甚多，期望甚大；康有为曾经购买译书“以赠友人及自读者，达三千余册”；王韬评价国际法著作的翻译出版“采取广富而断制详明”。此外，洋务派翻译出版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书价较为便宜，在客观上有助于扩大译书发行量，有利于更广泛地传播西方民主科学思想和技术知识。
——万安伦《洋务派翻译出版活动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指出人本思想的主要内涵。结合所学，简述战国时期这一思想在政治伦理上的具体表现。(2)根据材料二，概括古希腊哲学探讨的基本问题。结合所学，指出古希腊哲学家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并简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欧洲文化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举一例洋务派设立的翻译出版机构，并概括“出版救国”活动的历史意义。
材料 贵州建省以后，明朝政府在采取各种措施重点培养和教育土司子弟之外，还大力创办社学，发展初等教育。自永乐以后，明廷严督贵州各属长官司于衙门附近及少数民族聚居区创办社学，令少数民族蒙童入学，读书习礼、接受儒学文化。明朝统治者为普及社学教育，一再提高社学的社会地位。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规定，社学中优秀学生可以直接升入各级儒学校学习，语令社学中“有俊秀向学者，许补儒学生员”把社学与府、州、县儒学在学制上衔接起来，调动了地方创办社学和民间子弟踊跃入学的积极性。弘治十七年（1504年），再次重申，要求全国各地抓紧创办社学，是年；“令府、州、县建立社学，选择明师，民间幼童十五岁以下者送入读书”.在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下，贵州出现大办社学的热潮。自弘治年间贵州按察使钱钺带头创办社学以后，各级地方官吏、社会贤达及民间有识之士纷纷出资也出力创办社学。据明代贵州各地方志书记载，明政府在各府州县治地、土司辖区与土流并治地区广泛设立的社学约有200所。未见于记载者肯定还有很多，可见当时社学的发达。
——摘编自张羽琼《贵州古代教育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贵州社学教育发展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朝贵州社学教育发展的作用。
材料— 在拉丁美洲，西班牙广泛推行反动的殖民政策，对殖民地实行“分地”和“监护”制，任意用抓“加勒比人”的名义逼印第安人成为奴隶或去矿井、种植园服苦役。16世纪上半叶，印第安人每年被屠杀1200至1500万人；西班牙入侵时，海地人口约6万人，至1548年时仅剩600人。西班牙殖民者在1545—1560年平均每年从美洲运到西班牙的黄金达5500公斤、白银达246000公斤。殖民者还利用天主教和所谓的“异端法庭”来奴役、压迫印第安人。
——摘编刘明翰、陈月清《郑和七下西洋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贡献》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发生的商业革命和殖民扩张所造成的各种后果，集中到一点，便是资本势力的增长，一个新兴的拥有资本的阶级——资产阶级——首先从西方登上历史舞台。西欧国家的银行家、商人和工场主的地位蒸蒸日上，他们注定要通过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统治，由此加速西方社会经济的根本变革，并且影响整个世界。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资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为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殖民的手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试析新航路的开辟与早期殖民扩张对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今严行保甲之法，与乡约正副共相覈举，正合今十六条规式……保甲一法，最为善政，无事可以敦教化、厚风俗，有事可以联守御、修兵防，但各城乡举行未力，今日急务。……里甲长有盗即举，不举而盗发，或甲内人有盗及外盗藏甲内者，甲长与之同罪。一值有警，只照保甲挨察其家某人夜出于某处干某事，某家夜宿某外人从某处来干某事，讯问明确，如或隐蔽事发，十家同罪。
——廖腾煃修，汪晋征纂《康熙休宁县志》
材料二 1.如果没有从国王购得手工业执照，任何人不得在巴黎做羊毛织工。凡从国王购得执照者可以国王的名义，出售这种执照，讨价高低，悉听其便。
2.如果自己没有从事手工业的本领，如果又不是匠师的儿子，任何羊毛织工及任何其他人，在巴黎地方的界限内，不得拥有作坊。
⋯⋯
31.任何人在织造布匹时不得在真正羊毛中夹杂着羔羊毛，倘使这样做，每匹需付10个“苏”的罚款，一半归于国王，一半归于会长与陪审员，以酬他们的勤劳。
——《巴黎羊毛织工行会章程（13世纪）》
材料三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力争5年左右时间，建立起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加强基层思想道德建设，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健全村（社区）道德评议机制，开展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代保甲之法的主要功能。并结合所学，简述清代在基层组织和基层教化方面出现的新变化。(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中世纪西欧行会组织的主要职能，分析中世纪西欧城市与国王的关系。
(3)根据材料三、概括新时代我国基层治理体系的突出特点。并结合所学，分析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1750年英国城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1%，1851年增加到52%，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同时，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1851年，英国已有580多座城镇，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已有7个，移民人数约1790万人。这时期推动城市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大型纺织和钢铁工业，海外贸易和服务业的急速扩张,铁路的延伸等，制造业城镇、港口城镇和休闲城镇层出不穷。英国的近代城市化并无先例可循，此时的英国又是处在自由主义时期，城市化发展产生了区域的非均衡性、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摘编自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
材料二20世纪中后期，在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势。这里的“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而是指大城市中心人口过度聚集，开始逐步向城市周边迁移，同时城市中心的部分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也向周围蔓延扩散。随着逆城市化现象的发展，城市周围农村地区发展迅速，而城市中心出现了衰退趋势。
——摘编自曹立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研究》
材料三1978到2017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亿增长到8.1亿，中国经历了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过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治理。”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同时，有序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智能管理能力，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
——摘编自《百年党史》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英国城市化的特点和原因。(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逆城市化现象出现的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治理的经验。
材料一 在西方近代企业制度生成的过程中，公司制度的缘起较之于工厂制度要早。大致上从16世纪起，西方社会就开始出现最早的特许制公司组织，其主要的经营领域是对外贸易，其中如1555年获得特许状的俄国公司，1600年获得王室特许状的著名的东印度公司等。1720年《泡沫法案》对公司的设立进行了强制性的规制。英国海外贸易法人的建立一般被认为是世界近代公司制度的起源。18世纪60年代，纺织、冶炼、机器制造、造纸、玻璃等行业建立了一系列工厂，工厂制度开始形成。工厂制度与公司制度在制造业领域普遍化的内在结合是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器使用的扩大，固定资产规模大大扩大了，股份公司制度就被引入工业制造业。
——摘编自张忠民《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生成来源》
材料二 与西方工厂制度脱胎于旧有的工场手工业，并且最早产生于棉纺织业不同，西方的近代工厂制度传入中国之后，由于中国的近代工业最早产生于国家特许、甚至是国家经营的军用重工业，资金耗用以及生产规模的巨大，使得近代中国最早的工厂制度一开始就走上了与公司制度相结合的演进道路。只不过当时的中国，由于尚无明确的经济立法，无论是工厂制度还是公司制度，都缺乏相应的适用法律调整，使得当时的近代工厂企业显现出明显的早期制度特征。
——摘编自张忠民《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生成来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近代企业制度兴起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工厂制度的特点，简析其影响。
材料 中国驿道网络构建源于先秦时的信息传递，商代有组织的传递信息称“驲传”，周代始筑“大道”用于王室同诸侯的联系。至周代驿道网络已见雏形。秦并六国后大修驰道，推行“车同轨”等政策，极大促进了国家驿道交通的建设与发展。汉唐时期，驿道交通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网络也更趋完善。唐代以京城长安为中心修筑的驿道交通线覆盖全国。元朝疆域辽阔，各种军事行动频繁，因之所构建的驿道交通网络比前代规模更大，组织也更加严密。为加强对辽阔疆域和繁多政区的有效控制，清康、雍、乾三朝苦心经营，集历代驿道交通建设之大成，又据本朝特点加以“损益”，最终构建出中国历史上效率最高、驿路分布最广、组织也最为复杂的驿道交通体系，使中国古代交通达到了鼎盛时期。作为古代中国城市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众多行政中心城市的有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表明，与驿道交通建设一样，古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动力最主要是来自于封建专制王朝的政治需要。为实现对各地城市的控制与管理，历朝统治者除了推行文官制度派出各级官员到各城市实现统治外，加强朝廷与各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也就成为其必然的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驿道交通格外发达的原因之所在。通过驿道网络，朝廷便可以便捷地与各级城市进行信息、物资和人员的交流，从而实现王权对于辽阔疆域的控制与管理。这样也就形成了古代中国驿道交通与城市发展的紧密关联，驿道交通网络遂成为行政中心城市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性保障。
——摘自鲍成志《古代中国交通网络变迁对城市体系发展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交通网络发展的特点及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交通网络变迁对城市体系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公元前12世纪左右，地中海北部和东部出现了严重的农业歉收状况，一些族群特征复杂的民族向地中海世界迁徙，其浪潮席卷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现代学者将这个迁移的人群称为“海上民族”。公元前1207年，海上民族开始以黑海沿岸以及西地中海为根据地，借助武力向东地中海地区迁徙，以寻求新的生存地。在此过程中，他们摧毁了特洛伊城、赫梯帝国、塞浦路斯、叙利亚、巴勒斯坦，最终到达埃及。海上民族大迁徙打碎了一个旧的文明体系，为地中海文明的古老机体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建立了地中海文明。正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阵痛，才孕育出腓尼基文明、犹太文明和希腊文明（爱琴海文明），而这些文明至今仍然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摘编自袁指挥《海上民族大迁徙与地中海文明的重建》
材料二 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了通往新大陆的航路，从而拉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人口大迁徙的序幕。在这次迁徙过程中，由东向西横越大西洋的移民船队络绎不绝。在17世纪里，仅从不列颠群岛前往美洲的移民就有约25万人，18世纪增加到约150万人。据估计，自愿或不自愿地卷入这场大迁徙的移民超过1亿。而世界总人口在1500年为4.4亿人左右，1900年为16亿人左右。移民多跨洋跨洲前往新的定居地或暂居地。大迁徙以及应运而生的新国家、新文化和新民族大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格局。
——摘编自潘兴明《新航路开辟后的大迁徙》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海上民族”大迁徙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海上民族迁移相比，新航路开辟后的“大迁徙”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 为了弥补兵源地士兵的不足，统治者往往会征用少数民族民众当兵，到了魏晋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另外，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首领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内迁的事也是常有的，其目的是侵夺牧场和掠夺人口。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居住地发洪水，两万多匈奴人在河西宜阳城一带落户。“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大量的出土文物也表明各族民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亲如一家。这个时期中原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大，头上戴冠的旧习渐改为使用头巾，文人用以表示风流，军事将领则以为儒雅。周瑜“羽扇纶巾”流传千载，即为当时风习，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刻《竹林七贤图》就是明证。
——摘编自张德文、陈雪良《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杂居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杂居的影响。
材料 从公元前18世纪起，北方游牧民族对亚欧农业带曾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入侵。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冲击，在历史学中常常被称为“蛮族入侵”，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形式。首先，游牧民族侵入农耕世界后，多多少少把游牧民族的文化和技术传给了农耕民族。其次，农耕民族在文明程度上高于游牧民族，但相较之下又过于文静柔弱、缺乏活力，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不断侵袭，许多农耕民族不得不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进行改革甚至借鉴入侵的游牧民族的某些技艺，从而使自己更加强大起来。最后，文化的力量比武器的力量大千百倍，游牧民族对文明民族的武力征服最终会被文明民族的文化所征服。
——摘编自何顺果《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
(1)以具体史实，说明“蛮族入侵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形式”。(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文明交流演进的主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