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爱国主义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材料一 秦之短寿使得匈奴一时坐大，匈奴趁秦末动乱之际再次侵占河南地，成为新统一中国的汉朝的一大威胁。故此刘邦欲趁统一江山的战胜之锐一举解决匈奴问题，亲率三十万大军与匈奴交战，但却由于轻敌导致自己反被匈奴包围，遗下汉之国耻。无奈之下，刘邦只得采取和亲之计，但匈奴并不因此而满足，反而时常入侵汉边郡掠夺人民财物。汉初经过秦末大乱之后，名都空城，人口锐减。汉文帝开籍田以劝导天下，景帝时又将田租确立为三十而税一，故而到汉武帝时经济繁荣到顶峰，诸侯势力也遭到打击，也就放开了手脚去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到元狩四年时，汉发动漠北之战取胜之后，国家已无力颁赐厚赏，就连战士的俸禄也因为财匮而发不出去，因而在西域实行屯田就理所当然了。
——摘编自张建文《汉代屯田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确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之一，为实现政治安边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之初组建了“劳武结合”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赓续了汉唐治理西北边疆注重实用、认可多元、与时俱进的传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党和国家赋予重任，并长期驻守于边疆、服务于边疆的特殊准军事组织，维护国家利益、造福于新疆各族人民是兵团的最高利益所在。兵团作为一支生产队，经过几代兵团人的不懈奋斗，新疆的现代化农业得到长足发展，一大批工矿企业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新疆也是多民族聚集区，兵团重视少数民族社会事业的发展，提高少数民族整体素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兵团就注意培养和使用本地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为促进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在农业资料上实行优惠价格，同时积极改善少数民族中小学的办学条件。自组建时起，兵团就以形势发展为依据，以屯垦戍边为使命，在西北边疆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摘编自李东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史演进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汉代在西域实行屯田制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后加强对西北边疆治理的主要原因，并说明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隋唐时期在东北地区设立羁縻府州，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行政基础。唐玄宗时期，东北的靺鞨族粟末部强大起来，唐玄宗封其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金末于各地设行省，开我国省制的先河，为后来元朝在全国普遍设立行省创造了条件。元朝时，辽阳行省的设置标志着“天下一家”治边思想在东北地区的确立。《元史·地理志》总结道：“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摘编自刘信君《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等
材料二 东北地区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受到清政府的严密控制。清初，出于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考虑，清廷鼓励民人开垦东北，使东北出现短暂的移民高潮。乾隆五年（1740年）,清廷以“东北为满洲根本，移民甚多影响旗人生计”为由，颁布八条封禁措施，禁止民人进入奉天。但封禁政策并没有能够阻挡关内民人“闯关东”的热潮。鸦片战争爆发后，沙俄利用地域上的优势，加紧对中国东北的掠夺和侵占。为了应对日益加深的危机，清廷开始放宽对东北移民的限制，推行移民实边策略，使大量移民涌入东北。同光时期，东北出现了民治机构建置的高潮。
——摘编自梁磊《清中叶以降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从隋唐至元朝对东北地区管辖的具体措施，并据此归纳其趋向。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中叶以来东北移民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影响。
材料 钱大昕（1728-1804），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针对重经轻史的学术风气，钱大昕主张把史学与经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以治经方法治史。他将天文、舆地、制度、金石、版本等原本经学的分支学科抽离出来，并使之成为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对《史记》以后的许多史学典籍，他都一校勘，详为考证。在此过程中，他探寻出了诸多史学考据的具体方法，包括比较法、求源法、钩稽法、归纳法等。在哲学上，钱大昕抑宋扬汉，对宋明理学一套哲理化的理论不满，极力把理学家大力鼓吹的儒家伦理纲常的说教，具体化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
——摘编自张涛《钱大昕评传》
(1)根据材料，概括钱大昕的学术成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钱大昕学术主张产生的背景。
材料 严复在给其长子的书信中说：“时事岌岌，不堪措想。奉天省城与旅顺口皆将且夕陷倭，陆军见敌即溃，经战即败，真成无一可恃者。”“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撰写一系列文章，评论历史，针砭时事，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竭力鼓吹学习西方国家的“民主”和“西学”，解救民族危机，使中国独立富强起来。在这些重要文章中，传播了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猛烈地抨击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提倡新学，主张变法救亡。
——摘编自李进修《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先驱》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严复启蒙思想形成的推动力。(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严复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汉代以后儒家思想的法律化进一步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孔子学说在这一阶段法律制定中进一步得到贯彻落实。例如《北魏律·名例》规定“诸犯死，若祖父母、父母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故之例”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家族化、伦常化的具体体现，也是儒家思想孔子学说中道德伦理纲常制度的集中体现，这一内容亦为后代法律所承袭。唐代的法律思想是礼主刑辅，主张“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一时期儒家思想进一步发挥着重大作用。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法”是相通的，中国古代统治者坚持“礼法并用”的原则，“礼”“法”二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此外，孔子的儒家思想对宋元明清时期的法律制度也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其影响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摘编自巩芳《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
材料二 先秦儒家核心思想“亲亲”“尊尊”无疑为皇权至上提供了思想武器。其坚持的等级思想，无疑也深得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欢心。然而，统治者并不希望先秦儒家思想中的自由平等价值追求被社会所知，于是儒家礼教教义被选择使用，被曲解的法律儒家化就成了必然。在经济上，法律儒家化加强了父权家长权的地位，这无疑对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有重要作用。在政治上，法律儒家化强调卑幼对尊长的无条件顺从来潜移默化地确立君权的神圣地位。父权的绝对化使得君权绝对化，经过法律儒家化，等级思想深入人心，对自由平等价值的追求最终近乎熄灭。除此之外，法律儒家化的深层原因则是迫使家族承担分封制时士大夫层级对民众的约束和管控责任，从而更好地维护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另外，法律儒家化成功的笼络到了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将封建地主阶级牢牢地团结在封建皇权之下，自发地维护其统治。
——摘编自杨玺《论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必然性》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家思想在汉代以来的封建法律发展中的作用。(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封建时期法律儒家化的原因。
(3)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封建时期法律儒家化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西方的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的修补，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应然”而不是“实然”，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不是一种解释性的框架，它侧重于民主“应当如何”但并不是“实际怎样”的问题。公共理性是协商民主中的一个重要支柱，但事实上往往只有与宏观政策相联系并在远离个人利益和直接利益的条件下才能产生不约而同的“共谋”而起作用。在微观层面，公共理性受到直接利益和现实利益的纠葛往往容易丧失公共的意蕴而处于一种碎片化和无序化状态。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形式普遍存在于实行多党制或者两党制的国家中，它是协调政党与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利益与矛盾的重要方式。多元一致是协商民主的最大理想、愿望和目标，然而多元化利益与多元化主体存在诸多“可通约性”，也必然存在诸多“不可通约性”，“异质性”的分歧有可能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和一致，或者是暂时的“悬而未决”，也可能根本就不能达成一致。
——摘编自许忠明《西方协商民主的背景、演变与缺陷》
材料二 中国的协商民主，经历了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对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建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权机关、党派团体和基层治理中各种协商民主的实行。参与协商的主体囊括了来自各社会阶层、各类政治主体的力量。有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团体等在人民政协的协商；有重要决策之前执政党与政协、人大等方面的协商；有民主恳谈会、参与式预算等协商实践。中国的协商民主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同时，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体制机制建设和程序设计，将协商民主以法律、规章和制度等形式确立下来，并在实践中得到稳定持续实施的民主形式。
——摘编自陈家刚《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比较的视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协商民主的缺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突出特征。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西方协商民主的认识。
材料 1940年5月1日，缅甸独立运动组织提出，若英国作出战后给缅甸独立的保证，组织则在战时同它合作，否则，就开始进行“公民不服从”运动。不久，反英游行示威席卷全缅甸。英帝国主义竟然采取镇压措施，大肆逮捕组织领导人，彻底关闭了与缅甸人民合作抗日的大门，把缅甸人民逼到绝路上。日本趁机以帮助缅甸独立为诱饵，诱骗缅甸民族主义者与它合作。缅甸人民不得不把独立的希望寄托在日本人身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引狼入室的泰国披汶政府被绑在日本战车上，泰国成为日本侵略马来西亚、缅甸的前哨。还在1941年2月，日本间谍机构南机关在曼谷建立总部，为日军入侵缅甸作准备。1942年1月，日军55师一部由泰攻缅，以闪电般速度向缅甸腹地推进，对中英盟军的抵抗各个击破。英国人用了一个世纪才征服了缅甸，日本人仅用了半年。
——摘编自赵勇《日本对缅甸的侵占及缅甸抗日斗争》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日本能迅速占领缅甸的原因。(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二战时期日本在东南亚的扩张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春秋时期，晏婴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认为周礼能“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孔子首次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在他看来，人在其本性上原本相差无几，只是由于后天习俗的不同导致彼此道德品质的差别。因此，孔子认为，要想达到“仁者”的理想境界，关键在于个体的内心自觉，“我欲仁，斯仁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侧重于要求社会关系双方对已克制权利的索取、对人克尽义务的相互性。《中庸》认为“诚”是“天之道”，人必须“以诚载道”方能与其他人和谐相处，并认为“民无信不立”，必须“言而有信”、“敬事而信”方能立足社会。
——摘编自周庆玲《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思考》
材料二 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西方文明充溢着追求自由、敢于冒险的海洋精神。因而，西方文化从源头上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保守思想存在根本的差别。西方人更加向往独立与自由。他们认为世界万物一切价值虽不必然为人所创造，但都是人所经验可及的，个人具有最高价值，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西方人还倡导通过个人奋斗和竞争实现个人价值，强调自主、自立、自我奋斗。“人是生而自由的”，“确信和崇尚人类合乎逻辑地推理能力和在此基础上分析、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主张“知识就是力量”，宣扬“科学万能”等。
——摘编自孙兰英陈嘉楠《浅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先秦时期先哲提出的有关社会价值观方面的主张，并分析这些主张的意义。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中国相比，近代西方社会价值观的特点，并简析其成因。
材料一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制建设。中央人民政府相继制定颁布了《婚姻法》《工会法》《土地改革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以及禁毒禁烟、战犯罪犯改造等重要法规。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此次会议，同时还颁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 等重要法律。以上法律法规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格局。
——摘编自刘文光《新中国法制建设：新世纪之初的历史回眸和反思》
材料二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宪法的法律地位和作用，指出它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目标，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确立了这一基本治国方略和目标。在制定新宪法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法律128件，关于法律的决定75件，共计203件，这些法律涉及国家机构、刑事、民事、经济、行政、对外开放、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从1985年开始，我国已实施了两个全国性的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计划，现在正在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从1994年12月到1998年5月，中共中央举办了七次法制讲座。出现了从重人治、轻法治向重法治转变，从权力至上向法律至上转变，从重义务轻权利向权利义务并重转变和从重实体法轻程序法向两者并重转变的现象。
——摘编自李玉荣《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及其基本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重视法制建设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的主要成就。综合上述材料，简述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