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至迟在汉武帝时期，汉代就已设立掌管民间俗乐的“乐府令”。根据《汉书. 艺文志》:“自孝武设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 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乐府机关汇集了大量的民歌和贵族、文人的创作，并加以分类编排予以演唱。从数量来看，仅仅是西汉时期，《汉书.艺文志》巳著录28家314篇。东汉乐府史籍不载，当也不在少数。从作者看，汉乐府包括贵族创作、文人创作和民歌三个部分。贵族和文人创作多是歌功颂德，文学价值不高，两汉乐府的精华在民歌。
——摘编自罗宗强、陈宏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
材料二 1937-1945年期间，抗日根据地的文学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强调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之后,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涌进了文艺领域,根据地的文学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中起了积极作用。1942 年之后，根据地的文学在工农兵文艺方向的指引下，大放异彩，佳作迭出。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都是其中的佳作.
——摘编自吴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材料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例如《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以改革创新为主题的改革文学;以贾平凹《高兴》为代表的关于农民工进城的文学书写。而徐则臣的《王城如海》，则设计了一个以世界、全球化为叙述空间背景的新故事.新时期文学在不断向外开放、学习各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同时，发起了“寻根文学” 的文学思潮，来重建当代文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血脉关系，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深厚的文化土壤和精神滋养。
——摘编 自张丽军《改革开放与新时期中国文学四十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乐府诗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根据地文学的重要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兴太学、重选举的建议被采纳之后，尊儒、教育、选士三者之间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此，汉朝太学、地方官学、私学等各类学校相继发展起来，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儒家经籍为基本教学内容的学校教育系统。太学是汉代中央官学的主体，这是一所学校儒家经典的高等学府。地方学校是指设在郡国的官办学校，主要任务在于奖进礼乐，推广教化，宣传孝悌等封建道德。
——王建军《中国教育史新编》
材料二 洋务派在创办洋务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了旧人才的明显缺陷，因而迫切期望有一种既能恪守封建之道又能懂得西文西艺的洋务人才，于是，他们在不改变传统教育体制的前提下，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这些学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外国语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一类是技术学堂，如福州船政学堂、上海电报学堂等；一类是军事学堂，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等。从这些学堂的类型，大致可以看出洋务派对洋务人才的基本要求，也可以看出洋务教育对西方文化的基本选择。
——王建军《中国教育史新编》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学校教育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洋务运动时期新式学堂的新特点，简要评价洋务运动的教育改革。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同样表现为“人的自觉”，有时也被称之为“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无论是孔孟学说还是程朱理学，儒家文化始终执着于强调人之为人的道德性。同时，它对道德性的强调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为出发点和归宿，对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这便使其所强调的道德限定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儒家文化在晚明时期发生了裂变与分化。李贽发挥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提出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对自然人性的肯定，着眼于“我”之真实；对个性意识的推崇，侧重于“我”之独立，二者共同体现出晚明人文精神的“人”不再是儒家文化中伦理型的人。但这股人文主义思潮并未掀起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深入持久的文化运动，它只作为儒家主流文化的一股逆流在中国文化史中昙花一现。
——摘编自孙桂丽《对中国古代主流人文精神的反叛－浅谈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对“人”的发现》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发展可以追溯到1840年。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的洪秀全在偶然接触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后，在基督教义的基础上，融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而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是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改良派在认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上，自觉学习西方思想文化，主张采用西方君主立宪制；19世纪末，革命派以中西思想文化融合创新中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文化精神的旗帜；进入20世纪后，不同政治派别思想家无不把文化作为民族自觉自立的要素。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用“民主”“科学”大旗猛烈冲击中国的封建思想文化，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则是在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中自我创建和自我发展的过程。
——摘编自杨正军《“文化自觉”视野下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与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明时期中国文化自觉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出现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文化自觉”发展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法制史里有“存留养亲”制度。《北魏律·名例》规定：“诸犯死，若祖父母、父母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管，留养其亲。”《唐律疏议·名例》中犯死罪非十恶条称为“权留养亲”，规定犯流罪而祖父母、父母老（年八十），家无期亲成丁者，权留养亲；但如家有进丁及亲终期年者，仍执行流刑。宋、明、清律还定死罪犯亲老疾应侍者须上请，但十恶之罪除外。
——摘编自刘晓丛《中国法律的刑罚对人们心灵的教化作用》等
材料二 1911年，清政府纂成《大清民律草案》，这是“我国民法史上第一部按照资本主义民法原则起草的民法典”。由于清政府的垮台，此草策也就丧失了变成正式民法典的机会。1925-1926年，北洋政府编纂的《民国民律草案》参照传统大陆法系，按照“以物为本”的原则，分为总则、债权、物权、亲属和继承共5编。草案完成时，发生北京政变，国会被解散，无法继续审议通过。
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立法精神上引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设了人格权和侵权责任两编，在总则编中设专节，专门规定监护制度，内容涉及监护人义务与职责、监护种类等方面内容，同时也对个人信息安全的各个领域都作了较为完备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中国民法典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世界民法典编纂的组成部分。
——摘编自王立民《中国百年民法典编纂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存留养亲”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与清末民初的民法典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意义。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法制史演变的启示。
材料一 隋唐时期，新罗与中国交往频繁，它的典章制度、文字和风俗习惯受到中国的影响。日本全面接受唐文化，国内迅速形成学习唐朝的热潮，政治上建设”律令制国家”，文化上以唐朝为荣，史称"唐风文化"时代。日本自主加入东亚文化圈，形成唐朝、新罗、日本为主要成员的东亚世界文化格局。以唐朝为中心，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乃至从蒙古草原到西藏高原中间地带的西北走廊地区，构成一个完整、独立、自律的"东亚世界"。在东亚世界中，各国的历史是在同中国的紧密联系中展开的，此文化圈内的各种文化皆源于中国，或者受中国的影响而成长。唐朝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强调制度文化的传播和对周邻国家的开放，通过人员、物质、文化的广泛流动，充分吸收各国之长，维持自身的先进性和活力，形成对周邻的优势和吸引力，确保自身的中心地位。
——摘自《中外历史纲要（上）教师教学用书》
材料二 清朝皇帝在写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说：“昨据尔使臣以尔国贸易之事禀请大臣等转奏，皆系更张定制，不便准行……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
——摘自《中外历史纲要（上）教师教学用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东亚文化格局的特点及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对比唐朝，指出清朝对外政策的变化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明代官员考核方式主要包括“考满”和“考察”，前者属于对官员个体的个性化考核，后者属于对官员群体的全面性考核。“考满”，是针对每一位任职到一定期限的官员进行的一般性考核，主要是考核官员的从政资历和任期政绩，“考满之法，三年给由，曰初考，六年曰再考，九年曰通考，依《职掌》事例考核升降”，具体办法是三年一考，三考为满，考满之日，有司量其功过，分出等次，以此为据决定该官员之去留升降。“考察”，是定期对大明王朝所有官员开展考核，可以说是“全覆盖”——“通天下内外官计之”。
——摘编自徐佳《明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启示》
材料二 清代对文职官员的考察分为“京察”和“大计”。考察京官叫“京察”，考察外官叫“大计”。“京察”和“大计”皆三年一举，考察内容分为四个方面，即守（操守，有清、谨、平之分）、才（才能，有长、平之分）、政（政绩，有勤、平之分）、年（年龄、有青、壮、健之分）。经考核后，一般合格者照旧叙用，不合格者则予以处分（罚俸、降级或革职）。此外，还有所谓“六法”：一日不谨，二曰罢软无力，三曰浮躁，四日才力不及，五曰年老，六曰有疾。在“京察”和“大计”中，皆根据所属官员的情况，如有上列情形之一者则“按其实而劾之”，经最终复核后则给予不同的处分。贪官和酷吏则不属六法范围，可直接特参。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官员考核制度的特点及主要发展趋势。(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明清时期的官员考核制度。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君臣朝参制度，亦称“朝会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央决策议事制度之一。《周礼·秋官·朝士》记录了天子的“三朝”之制，即进行朝参的地点有三个，但对“三朝”的具体位置、朝参的内容和时间以及朝参的官员范围等均无详细说明。汉初，汉高祖一度将秦代繁缛的朝参“仪法”全部废除，出现了“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现象。不久，高祖开始按儒生制定的“仪法”接受百官朝贺。《汉书·宣帝纪》记载：“（宣帝）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东汉、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时期，朝贺礼仪和“五日一听事”之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和补充。根据唐代文献资料可知，唐代君臣朝参制度大体分为外朝听政、朔望朝参和常朝等三种不同形式，并不断发展变化。
——摘编自杨希义《唐代君臣朝参制度初探》
材料二 1302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因同教皇卜尼法八世发生冲突，首次召开三级会议，参加会议的三个等级分别是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市民代表），这标志着法国历史进入等级君主制阶段。三级会议开始只是等级代表会议，不是立法机关，它的职能是听取国王的决定；三级会议也不是常设机构，是应国王要求召开的，由国王决定开会的时间、地点、代表人数和选举方式。国王吸收三个等级的人士加入到国家决策里来，使国王决策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后来，三级会议在某些时刻也起到了限制王权的作用，比如太子查理在1357年11月到1358年2月就被迫同意以下条件：定期召开三级会议并听取治国意见；会议每年召开2-3次；征税必须得到三级会议的同意；三级会议有权任命国王的顾问；等等。
——摘编自吕俊《三级会议与法国封建制度的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周代至唐代朝参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周代至唐代朝参制度和中世纪后期法国等级君主制的共同影响，并指出二者的内在差异。
材料一 元代行省辖区辽阔，权力颇重。行省高级官员多是蒙古、色目与汉人交参任用，并使用圆署会议制，由左丞相、平章等六七位官员共同商议，“事从公议”。行省的军权由丞相、平章掌握，而财权则另有专官。专官各司其职，甚至“出入不复关闻”长官。行省治下的路、府、州、县官员的任用、迁调、考课由吏部和枢密院负责。元代又置江南、陕西行御史台和二十二道廉访使，对行省官员有弹劾、按问之权。在行省区划上，打破自然地理界限，不顾区域经济联系，使各行省无险可守且北向门户洞开。时人曾评论说：“方伯（行省）不敢专决大政，咨中书而后行。”
——摘编自朱寒冬《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特点发微——读〈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
材料二 明成祖时期，为协调地方事务，开始派遣都察院的都御史、御史担任巡抚。巡抚可以监察地方，同时也处理朝廷指派的其他事务；事毕还朝。明朝中后期，巡抚已经“总领一方，凌驾三司”，职权扩大到军政、民政各项事务。同时，巡抚又“带风宪之衔，不独地方利弊可言，即朝廷大政无不可入告”。朝廷也逐渐允许巡抚开府建衙，携带家眷常驻地方。此后，巡抚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地方官员的利益，对地方的监察职能逐渐减弱。到了清代，督抚制度完全固定下来。
——摘编自史云贵《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行省“不敢专决大政”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清督抚制度演变的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清督抚制与元代行省制的相同作用。
材料一 波利比阿说：“如果人们只注意执政官的权力，那罗马国家就完全是君主制政体；如果人们只注意元老院的权力，它又完全是贵族政体；如果只注意民众的权力，它显然又是民主政体。”元老院在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中居于重要地位，拥有很大的权力和威望，但元老院不能调查叛国罪和处以死刑。涉及元老们自身利益、荣誉和权力的提案，要由公民大会表决。元老院开会的时候代表平民利益的保民官就坐在门口，如果保民官认为元老院的决定侵害了民众的利益，那么他可以随时加以否决。
——据陈继华《管理思想史》等整理
材料二 在14世纪（尤其是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议会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形成了，从此成为王国政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爱德华三世两次颁布法律规定每年至少应当召开一届议会。1376年，由于国王已经两年没有召开议会，同时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引起广泛不满，下院请愿要求每年召开一届议会以纠正王国存在的弊病。“百年战争”的爆发使南方重新成为王国的政治中心，此后一段时间，议会一直在威斯敏斯特召开。从14世纪中期开始，议会一般在星期一开幕。开幕式一般由大法官致辞。开幕式之后，上下两院便分开举行会议，讨论各自的议题。一般来说，在所有请愿都得到答复之后，国王才能解散议会。国王一般都会莅临议会。
——摘编自刘鹏《十四、十五世纪英国议会的发展》
材料三 1689年5月24日通过的《宽容法案》是革命解决在宗教领域的重大成就。该法案授予除天主教和一位论派外所有非国教教派信仰自由，妥善解决了此前长期困扰英国的基于宗教因素的社会对抗。经过1688—1689年革命解决，辉格党成为新体制最大的支持者，辉格和托利两党开始以“真正的、重要的而又不是基本的分歧来划分界限”，两党互相间反体制性或互相毁灭的意愿得以根除，才终实现政治制度与政党制度间的彻底协调。
——摘编自丁浩原《近代英国政党政府的形成：1689—1762年》
(1)根据材料一，指出罗马共和国政体的特点，结合史实，概括说明罗马共和国“显然又是民主政体”。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说明14世纪英国议会制度化的原因，并概述其表现。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指出“1688—1689年革命解决”中的重大事件，说明其对英国政治的影响。
材料一 唐朝在广州等地设立市舶司，其市舶税制的课征内容有三：其一为舶脚，据船舶的运载量课征；其二为进奉，即外国商人向朝廷进贡的货物；其三为收市，即朝廷所要收购的货物。唐政府对外籍商舶“提取十分之三的货物，把其余的十分之七交还商人。”外国商船在市舶司完成登记，查验文书后依次课征关税，所余货物即可进行自由贸易。中国商船出海贸易，一般也按上述制度征税。市舶税是唐王朝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德宗时，岭南节度使王锷在广州办理外贸，所得的收益就相当于两税的收入。
——摘编自齐海鹏、孙文学《中国财政史》
材料二 近代中国海关依据不平等条约而设立，外籍税务司制度受到各国支持，使得总税务司在内的绝大部分洋员由英国人担任。这种状态下的中国海关庞杂无比，除了进行税务和海务的本职管理外，还要确保清政府按条约规定的方式进行贸易。此外海关还承担了大量由条约赋予、列强强加、清政府委办或关乎总税务司利益的职务。至于总税务司以海关的名义举办的洋务活动和外交活动更不胜枚举，海关几成“业余外交部”。
——摘编自曲金良《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
材料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海关工作会议和全国人大均要求对明显过高的税率做局部调整，以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保护和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随后各地海关开始改革管理体制，实行统一的报关制度，恢复海关征税和海关统计。同时将关税收入统归中央，关税单独计征，与外贸利润分开交库。
——摘编自岑维廉等《关税理论与中国关税制度》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市舶税制的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推行这一制度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晚清海关管理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海关改革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