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01年清政府把1861年成立的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改革后外务部专司外交，其所辖的路、轮、电等项事务最终由邮传部来接管，改变了过去机构臃肿的状态。改革前负责礼仪的机构有礼部、太常寺、光禄寺和鸿胪寺，管理军政的有兵部、太仆寺、八旗都统衙门。改革后，礼仪统一由礼部来管理，陆军部掌管军事，一改过去机构之间交叉扯皮，互相推诿，行政效率低下的局面。这次改革的出现又不是偶然的，随着近代商业、工矿、交通运输业、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出现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如农工商部、邮传部、学部等，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项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是清政府朝着近现代政治方向迈出的被动而关键的一步这些改革成果日后得到了保留与完善，奠定了此后数年中央行政机构的基础。
——摘编自王淑娟《1901—1907年清末中央官制改革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中央官制改革的原因和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清末中央官制改革。
材料一 民国初年，历史教育的内容和重心逐渐发生变化。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为例，此书陈述专制政体形成的原因及其弊端；对于历朝开国君主的横暴和末代亡国的经过予以渲染，“以警国民之顽固未化者”。晚清时期历史教科书中一般以“人种”来叙述民族。辛亥革命后，李大钊指出只要具有中华民国的国籍，就都属于新中华民族。钟毓龙编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以五族共和为纲，“其(指其他民族)与汉族接触冲突之处，亦一律平视，绝无轩轾”。历史教育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历史教科书开宗明义讲述历史与国家的关系，指出“人必能对国家尽义务，为社会尽责任，而后谓之有人格”。
材料二 抗战时期不少历史教材对我国民族强盛和衰落之原因，强盛时在世界文化上所处的地位等，“均不厌求详，期有以唤起民族精神，使知我民族在世界文化上地位之重要”。 此外，教科书对近代帝国主义之侵略，外交政策之失败等，为“最为注意之点”,求振奋民族之精神，洗雪我国之耻辱。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严重，《殖民地独立运动》,《世界民族解放战争的教训》《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之类的著作出版增多，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这类著述显现出重要现实意义。抗战时期对“边疆”论述逐步课程化和专门化。有识之士主张强调边疆各民族与内地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民族外来说逐渐被摒弃。
——摘编自邓燕《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初年的历史教育的特点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抗战时期我国历史教育的重点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时代价值。
材料一 在法律裁决委员会的监督下，雅典法律以简明的词句为形式被刻在“君主专廊"的石碑 上，任何司法人员办案都必须以此为准。所有公民在自己的权利被侵犯时都可以依法提出 申诉，无论侵权者是谁，也无论他官多高、权多大，只要违背了法律，都必须老老实实地接受 法庭的审判。那些用抽签方法从30岁以上公民中选出的陪审员，不需要屈从于任何权势， 无论投什么票，本人均无风险。官吏上任前，必须接受任职资格审查，任职期间也必须接受 公民监督;卸任时也要报告工作情况并接受检查，有专人对其任职期间的活动和账目进行审查。 ，
——摘编自安庆征《古代雅典的民主与法治》
材料二 “光荣革命''后，过去英国长期激烈的政治斗争的余震仍不断发生，主要表现为辉格党和 托利党互相争权、互相攻击。而国王宫廷和议会的冲突,却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发展-----大商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利用自己控制的议会，通过一系列法案来限制国王的权力。1714 年以后，国王从来没有否决过议会的议案。威廉三世（1689-1702年在位）时，当国王不在 国内，“所有的重要事务，无一例外都必须于王后（女王）在场下的内阁中进行讨论”，后来在 内阁会议中渐渐出现了一个主持内阁会议的领导人物。18世纪中叶，如在苏格兰，各郡的 议员实际上是由不到3000个选民选出的，而这3000个选民中，有一半是由地主制造出的所 谓“法格特"选民。
——摘编自王觉非《近代英国史》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古代雅典与近代英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古代雅典与近代英国政治制度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形成的，其兴起与发展均是被动的。中国没有经历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运动，中国近代文化是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面临外国的挑战下而被迫萌发出来的。在民族危机面前，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一系列探索救亡图存的改革，他们力图通过改革向西方学习，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19世纪后40年里，中国流行的思潮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西方的学习与模仿局限在器械、科技、教育等方面，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全盘西化”，则体现了对西方文化的模仿。
——摘编自梁海燕《浅议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
材料二 随着市场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各国的交流互动由经济、科技领域转向了政治、文化领域。经济全球化浪潮来袭，文化方面出现了“文化全球化”的思潮，这种思潮忽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导致人们对自己国家文化认同的弱化，甚至引起民族文化的衰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坚定文化自信对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摘编自马睿《文化自信的内涵及其时代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的时代意义。
材料战争结束时，德国还控制着将近800万名强迫劳工，他们来自欧洲各地，被掳掠到德国的农场和工厂里工作。仅仅在德国西部，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就照料和遣返了超过650万名难民。他们绝大多数来自苏联、波兰、法国，此外还有许多人来自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南斯拉夫、捷克。相当比例的难民是妇女和孩子。德国境内的数百万名德裔难民，让德国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据估计，到1945年初，德国境内大约有480万名国内难民，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德国南部和东部，他们都是为了躲避轰炸而逃出城市的；此外还有400万名德裔难民，他们来自第三帝国的东部征服地区，因为惧怕苏联红军追击而逃回国内。再加上将近27.5万名英美战俘，德国境内至少就有高达1700万名难民。这还是相当保守的估计数字，其他历史学家给出的估计数字比这还要高得多。有研究表明，战争期间的欧洲大陆，总共有超过4000万人被强迫迁徙。
——摘编自[英]基思·罗威《野蛮的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战结束之际德国境内的难民种类与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战争对移民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君臣朝参制度，亦称“朝会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央决策议事制度之一。《周礼·秋官·朝士》记录了天子的“三朝”之制，即进行朝参的地点有三个，但对“三朝”的具体位置、朝参的内容和时间以及朝参的官员范围等均无详细说明。汉初，汉高祖一度将秦代繁缛的朝参“仪法”全部废除，出现了“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现象。不久，高祖开始按儒生制定的“仪法”接受百官朝贺。《汉书·宣帝纪》记载：“（宣帝）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东汉、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时期，朝贺礼仪和“五日一听事”之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和补充。根据唐代文献资料可知，唐代君臣朝参制度大体分为外朝听政、朔望朝参和常朝等三种不同形式，并不断发展变化。
——摘编自杨希义《唐代君臣朝参制度初探》
材料二 1302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因同教皇卜尼法八世发生冲突，首次召开三级会议，参加会议的三个等级分别是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市民代表），这标志着法国历史进入等级君主制阶段。三级会议开始只是等级代表会议，不是立法机关，它的职能是听取国王的决定；三级会议也不是常设机构，是应国王要求召开的，由国王决定开会的时间、地点、代表人数和选举方式。国王吸收三个等级的人士加入到国家决策里来，使国王决策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后来，三级会议在某些时刻也起到了限制王权的作用，比如太子查理在1357年11月到1358年2月就被迫同意以下条件：定期召开三级会议并听取治国意见；会议每年召开2-3次；征税必须得到三级会议的同意；三级会议有权任命国王的顾问；等等。
——摘编自吕俊《三级会议与法国封建制度的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周代至唐代朝参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周代至唐代朝参制度和中世纪后期法国等级君主制的共同影响，并指出二者的内在差异。
材料一 西汉初年，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统治，汉高祖刘邦首创察举制，至汉武帝时，察举制度基本上定型。察举制是指地方官吏经过考察，将能者、贤者举荐给朝廷，朝廷经过一定的方式考核任用或直.接任用。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即“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日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日明达法令；四日刚毅多略。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
——摘编自邓中平《浅析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及启示》
材料二 曹操死，曹丕称帝，用“九品中正制”以选拔官吏。就是中央一些官吏兼任原籍所属郡的“中正”，由他们察访本郡有才能的士人，列为九等，以备选用。选用的原则，“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这与其父的“唯才是举”政策的精神是一致的。到了西晋，虽仍以此为选官制度，但在执行上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中正官一职多为世族门阀出身的官僚所把持，这一制度变成为他们培植门阀们私家势力的重要工具。这一情况的出现，加速了士族制度的形成，也是西晋的政治迅速走向黑暗的一个重要原因。
——摘编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察举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九品中正制的变化及其影响。
材料 延安时期，党中央十分重视对干部的奖惩与监督。为确保预定任务能够及时有效完成，党组织也常根据干部在完成某一特定任务过程中的工作优劣与绩效情况进行适当奖惩。1943年4月出台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对干部的奖惩条件、奖惩标准及奖惩程序等都作了明确细致规定。例如对通过考核且在边区各项具体工作中成绩优异或起到模范表率作用者，以提升、记功、给予奖状奖章等办法奖励，而对不作为、不担当、腐化堕落的干部则予以包括撤职、记过、警告等惩戒。与此同时，为加强干部制约与监督，陕甘宁边区政府陆续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等法规文件，对规范干部行为、提高工作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时期，边区还颁发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其中明确规人“有破坏政府法令、危害群众利益以及贪污、腐化、营私、舞弊等行为者，不得任用为政府干部。”仅在1937-1938年间，边区政府司法部门严格判处了180起贪污腐化来件。此外，党的七大《党章》也对干部奖励与处分作了规定。延安时期干部管理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对于鼓励先进、鞭策落后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张乾元、张芳娟《延安时期党的干部培养途径及制度建设》、张建儒《陕甘宁边区的廉政建设》整理
(1)根据材料，概括延安时期干部管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要评价延安时期的干部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