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律》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完备成熟的法典，全面制定了有关性别与婚姻的法规。《唐律》对离婚有三种规定，一是“出妻”，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异。在《礼记》中为出妻规定有“无子、不顾父母、妒、淫、哆言、窃盗、恶疾”七条理由。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二是“义绝”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谋害罪、奸杀与殴杀罪。官府判断一方犯义绝，必须强制离婚。三是受鲜卑族法律的影响，唐朝还存在“和离”的情况。从敦煌文书的“放妻书”样文看来，“和离”不仅双方自愿，而且还有对妻子再婚的祝词，“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选聘高官之主。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摘编《从<唐律·户婚>看唐代婚姻的双重性》
材料二1950年《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党和政府利用报纸、广播、书籍等方式进行大规模宣传活动，还通过集体婚礼、评选模范夫妇等形式宣传《婚姻法》。各级法院对于因干涉婚姻自由而伤害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罪行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婚姻法》的贯彻使受封建婚姻制度束缚、压迫的妇女纷纷向政府和法院申请解除不合理的婚姻关系，妇女提出的离婚案件迅速增加。妇女获得婚姻自由后积极参加了基层政府以及生产互助组织的工作。伴随着婚姻自主意识的增强，青年的择偶标准也发生了改变。
——摘编《论1950年<婚姻法>》
(1)根据材料一归纳唐代的婚姻观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1950年《婚姻法》的核心理念，概括其贯彻实施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忽必烈在建立元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自北而南，陆续设立了岭北、辽阳……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征东等行政区域。起初是十一大军区，主要服务于军事控制与镇压，又兼为中央与地方间的财赋中转站和行政节制枢纽……它具有两重性质，长期代表中央分驭各地，主要为中央收权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所握权力大而不专。权力分寄为朝廷集权服务，朝廷集权始终为主宰……元廷因俗设立“土官”，通过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等机构，实行强制性的检括户籍、设立驿站、缴纳赋税、征调军队等。由于统治民族是来自边疆的蒙古族，他们将汉地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地都当作被征服地区，与中原王朝将边疆视为蛮夷之地的传统观念迥然不同。吐蕃地区比较特殊，基于忽必烈和帝师八思巴的特殊关系，元朝首次在吐蕃实行“政教合一”和宣政院统辖的制度，但阅户、缴税和驿站等依然如故，而且比后世对吐蕃的控制似乎更直接。
——摘编自李治安《蒙元帝国与13—14世纪的中国社会秩序》
材料二 实践证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尊重历史、合乎国情、顺应民意的正确选择，是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反复比较而做出的伟大创举。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在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9月28日）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元朝边疆治理的主要特点。指出元朝边疆治理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这一制度创新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述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何历史意义？
材料一1978~2000年，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国制定了一系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加强了执法和司法工作。江泽民同志坚持我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在全党开展“三讲”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活动。随着“三讲”教育活动不断深入，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讲”教育活动，是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相结合在党内的一次成功实践，为在治国方略上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供了经验。而“三个代表”的要求，又为我们党实践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指明了奋斗方向。
——摘编自朱少华《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
材料二坚持法治与德治“两手抓”，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五大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现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必须更好地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当今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处理、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阻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面对国内利益关系多样化的趋势和全球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党和国家必须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道德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在内容、形式、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改进和创新，提高以德治国的水平。
——摘编自崔耀中《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1)根据材料一，概括从改革开放起步到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为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所做出的努力。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具体说明新时代党和国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手抓”的原因。
材料一 “国际法”一词最早是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法学家边沁提出来的，他所指的“国际法”是在此之前一个多世纪就已形成的一种源于欧洲国际社会的国际法律规则体系。这样的国际法最初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体现出来的以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欧洲国际法。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后来成为国际法的普适性基础。但们并非天然就具有普适性。国际法在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伴随着殖民主义和所谓文明优越的原罪。在殖民时代，欧洲列强不仅对所谓的未开化地区实行直接殖民统治，否认其国家与欧洲圈的“文明”国家之间存在着平等关系，无视或贬低其主权，甚至以“欧洲中心论”否认非欧洲文明和国家权利、如印度这样的古代文明，欧洲就实行完全剥夺其主权的做法。
——摘自何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际法史与文明互融》
材料二 清末民初关于中国古代国际法的研究，以时代的世界的眼光重审视中国古史。宋育仁不仅以“春秋公法”比拟西方公法，更利用国际法的规则与概念，如“身治”“实际”等，来论证《春秋》具备适用于世界的、永恒的普世价值：《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实历四交公法，即万世之公法。如会盟朝聘、侵伐平乱、行成存亡、继绝灭亡、会盟班次，无事不备，无义不特·此类皆西书公法所斤斤聚讼讫无定论者。《春秋》三传各有义例，合之乃成完备。如自治境内，义在《谷梁》；交际礼仪，例在《春秋》；驾驭进退，权在《公羊》。胡薇元在《公法导源》对包溶于礼、伏笔于传的中国古代外交思想进行挖掘和重新阐释，从《春秋》等古史中梳理出与近代国际法规范相匹配的知识资源，实现了中西法系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摘自金瑶《东方国际法谱系的重新发现》
材料三 20世纪下半叶、非洲国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自由表达主张、开展法律实践。1960年，22个非洲国家联同部分亚洲国家向联合国提案，并一致投票支持通过《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民族自决的原则得到落实。1964年，非洲统一组织通过了《关于非洲国家之闻遭界争端的决议》，首次在国际法律文件中提出成员国保证尊重国家独立时业已存在的边界。经非洲国家广泛实践，该项内容被奉为国际社会处理边界问题的圭臬，并由国际法院确立为一项国际惯例。1972年，塞内加尔首任最高法院院长凯巴·姆巴耶首次将发展权定义为人权。发展权自此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被1979年联合国《关于发展权的决议》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
——摘自洪永红《试论非洲国家对国际法发展的贡献》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国际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清末民初中国古代国际法研究。
(3)根据材料三，归纳非洲国家在国际法发展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实际上“选举”一词很早就被使用，古代选举兼指选士与选官，如三代（夏商周）就已存在的“乡举里选”，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和隋朝开创的“科举制”。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考察、培养、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它透露着机会平等性、选拔人才的一切以考试为尺度的客观性、组织考试的独立性、社会的稳定性和考试内容的标准化等。这在当时情形下确实难能可贵，由于“家天下”观念和伦理道德，很多被委任的官吏即使不是由人民投票产生的，也能为官清廉公正。这种制度至少给很多平民“布衣”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通道，因此，中国古代的很多官吏也是优秀的文学家和诗人。
——摘编自江亚南《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变迁》
材料二 1931年7月15日，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不久尚未稳固之时，国民政府就迫不及待地举行了全国性的统一考试，为巩固政权、笼络控制人才、应对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竞争服务。在这次考试中，国民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考试院，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的考试法规，如《考试法》《典试法》《襄试法》等，其中《考试法》规定国民党党义为首要必考科目。国民政府划拨专款用于此次考试，考务工作周到细致、分工明确：一是设立了典试委员会，二是设襄试处办理考试前的一切事务。此次考试参考人数有2177人，录取人数仅100人，录取率不到5%。录取后的任用情况也不容乐观，这100人中除少数幸运者之外，绝大多数的任用结果令人失望。1931年举行的考试尽管在经验、人力和物力方面都有不足，但也是近代中国谋求建立西方式的文官考选制度的第一步和重要的一步，为新中国考选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现代意义上的借鉴。
——摘编自周翠娇、陈光明《从传统到近代的嬗变——近代文官考选制度浅析》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演变趋势，并分析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二，概括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文官考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国民政府文官考试制度。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中国古代和近代选官制度变化的因素。
材料一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西汉）贾谊《论积贮疏》
材料二 秦汉时期的常平仓制度，就是通过国家收购和销售粮食来发挥储备的调节功能，稳定粮食价格、保护农民利益，与现在中央储备粮的功能类似。魏晋隋唐时期的义仓制度，就是民众主导经营，发动社会基层力量，鼓励全民储备，弥补了国家粮食储备布局和结构上的不足。宋元时期社仓制度，则是在自愿原则下，粮食储备民有、民办、民管，国家只适度监管，进一步弥补了国家粮食储备体系和数量的不足。而明清时期的预备仓制度，则是由政府出资，以备荒救灾、稳定粮价为目的，粮权归国家，管理由民间负责，政府只派官员对其经营进行稽核巡查。
——张中《中国粮食仓储的历史与展望》
材料三 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
——《毛泽东就农业机械化问题致刘少奇的信》1966年3月12日
(1)根据材料一，概括贾谊的粮食安全观并分析这些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概括我国古代粮食储备措施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说明我国备战备荒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并分析这一政策的影响。
材料一 唐朝建立以后，陆上设置驿道，贯通全国各地，驿道沿途设置驿站，全国共设有1639个，接待过往的使者和官吏。主要的驿道有：从长安经太原，往东至幽州，往西可至回纥道；从长安经洛阳，可接渤海道、幽州、扬州；从长安经兰州，接安西入西域道；从长安经成都，可以到南诏；从长安往南经襄阳、长沙，接广州。水路交通方面，各主要河流都可通航，“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大运河是重要的交通路线德宗时大运河因藩镇叛乱被阻断，东南漕运不通，引起朝野的极度恐慌。贞元二年（786年），江南漕米运到陕州时，德宗高兴地对太子说：“吾父子得生矣。”
——摘编自韩时勉《关于<唐朝国内外的主要交通路线>图》
材料二 1919年，孙中山著成《实业计划》，其中交通建设论述最为详细。他说：“苟无铁路，传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可图？故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孙中山设想十年之内，修筑全国铁路二十万里，组成中央、东南、东北、西北、高原五大铁路系统，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网。同时，把港口建设和铁路建设连在一起，组成以北方、东方、南方三个世界大港为主要布局的水运系统，深浚内陆河流，使水运遍布江河两岸，并使整个水运与铁路系统相配套。
——摘编自张汉静、邢润川《论孙中山交通建设的科学构想》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铁路总里程仅2.2万公里；公路里程仅8.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民航航线只有12条。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在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下，交通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改革开放后，交通运输步入发展快车道。截至2020年末，全国铁路运营里程14.6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3.8万公里，占世界高铁运营里程的2/3；全国公路总里程519.8万公里，高速公路达到16.1万公里，稳居世界之首；全国定期航班航线总条数超过5千条；全国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2592个，位居世界首位。
——摘编自《为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我国交通基建取得举世瞩目成就（2021.6.15《光明日报》）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交通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孙中山交通建设构想的主要内容，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交通运输迅速发展的原因。
主题一 历代户籍制度演变
材料一 汉代继承了秦朝的全民户口登记制度，将全国的地主、自耕农、雇农、佣工、商人，全部编入国家的户籍，这叫做“编户齐民”。国家要求各县在每一年的仲秋，都要进行“案比”，更造户籍，县衙将各户户籍造册上报郡国，郡国汇总又上报朝廷。“编户齐民”最重要的义务是向国家提供赋税与徭役。人户要迁移户籍，须经“乡啬夫”批准。脱籍流亡是触犯法律的，户籍遗失要被罚为官家奴仆。赋税与徭役的征收及社会控制的实现，都必须通过发达的户籍制度来支持。
——摘编自吴钩《户口簿上的中国史》
材料二 高祖登庸……及颁新令，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男女三岁已下为黄，十岁已下为小，十七已下为中，十八已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自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时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
——据《隋书》
材料三 唐代申报户籍信息的时候，还必须接受一道叫做“团貌”的程序，即居民登记户籍时，验查户籍上所有人的年貌，以防止有人虚报年龄或假冒残疾来逃避赋役，因此，户籍档案通常记录了人户的体貌特征，如肤色、身高、面部有何特点。户籍登记，每三年举行一次。国家要按照户籍上的丁口向每个家庭授田，商人的授田数量是平民的一半。获得了国家授田的百姓，需要为国家纳税和服役。农民也因此被束缚在土地上，无法自由迁徙。唐代户籍包括“编户”与“非编户”两个不平等的阶级，编户为良民（自由民），非编户为贱民（非自由民）。贱民主要包括给官府服役的官贱民和依附于门阀世族的私贱民。
——摘编自吴钩《户口簿上的中国史》
材料四 宋政府对户籍制度进行了改革，将客户与主户（有田地、家产并承担国家赋税的有产户）均列为国家的编户齐民，给予独立的户籍。宋代在主户和客户外还设置了特殊户籍。宋真宗年间将坊郭户作为正式户种，包括商贾、手工业者和城内其他的居民家庭，开创了封建城市人口管理的新方式。此外，户籍中还有兵籍。宋代规定：“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悉归枢密院。”
——摘编自姜婷婷《宋代户籍制度探析》
材料五 户籍制度萌芽于商朝，据殷墟卜辞中记载，商朝已经有了征派民力共耕公田的籍田之制。战国时期，商鞅将户籍制度发展为“什伍连坐”法。两汉时期，口赋和算赋（人头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主要来源，兵役与徭役则是国家要求每个丁男承担的重负，为此，两汉政权一直实行编户齐民制度。编户齐民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使大量的人丁民户时时处在封建国家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唐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风行，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徭役来源日益枯竭，为了解决危机，唐政府改革征税制度，不以户籍及其登记内容而以土地和财产的多寡为征税依据。明洪武年间，政府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土地清丈和地籍整理运动，编制鱼鳞图册，地籍与户籍彼此独立。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使身丁税与户籍相分离。从此，地籍便成为统治者征收赋税的主要依据，而户籍的作用则退居其次了。清政府下令彻底废除人丁编审，户籍管理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摘编自《中国户籍制度的历史考》
主题二 历代基层组织与社会治理
材料六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基层社会结构较之前有了重大变化。为适应这种变化，国家基层社会的治理方式也在发生深刻转变，其表现就是乡里基层组织的建立，国家权力快速向基层社会延伸。至秦汉大一统王朝确立，乡里基层组织构建更加完善，其职能几乎覆盖乡里社会各方面事务。“治天下必自治一国始，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
——摘编自卜宪群《秦汉乡里社会演变与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
材料七 中国古代的乡里制度，在唐宋时期实现了由乡官制到职役制的转变之后，随即开始了由唐宋以前的乡官对基层社会的全面控制向元明清时期的民间自我谋求发展的蜕变，以期达到与职役制相辅相成的效果。而封建统治者为了对土地和人口进行更有效更直接的控制，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基层的权力，对县、州、府级进行直接干预。职役制的推行是以选官上重财力标准的轮差制为表现形式的，这就直接导致了基层行政组织职权的缩小、基层行政人员威信和统治力下降的局面，这些缺漏需要士绅和宗族势力进行填充。
——摘编自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
材料八 周朝“畿内之民，十家为保”。春秋战国，各诸侯采用“什伍制”，“五家为伍，伍为之长；什伍为里，里置有司”，商鞅变法实行“什伍连坐制”，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北宋王安石变法颁布的保甲法规定“今所以为保甲，足以除盗，然非特除盗也，固可渐习其为兵，既人人能射，又为旗鼓变其耳目，或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之后保甲法在全国各地逐步推行。1076年，各路“义勇、保甲民兵多达718万人”，形成一个庞大的地主武装。明清两代乡里制度基本上都经历了由里甲制度向保甲制度演进的过程。“里甲”与“保甲”“相似而实不同，里甲主于役，保甲主于卫”。而且，明清两朝的保甲已经在向“保”和“甲”两级机构发展，主要负责治安、户籍查报、人口迁移等。
——摘编自韩永周《中国保甲制度的历史流变与利弊》
主题三 历代社会救济与优抚政策
材料九 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
——杜佑《通典》
材料十 清承明制，随着清政府对全国统治的建立与巩固，养济院制度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由于统治区域的扩大，边疆一些地区也被纳入这一救济体系。随着待收养人数的增加和财力增强，清政府开始收养额外孤贫。乾隆二年（1737年）规定：“令各保甲，务将实在孤苦无依者……呈报州县官，除验补足额外，其有浮于额数者，亦收养院内。”此后，各地养济院名额就由额内与额外两部分组成，额外也纳入正常管理，从而使养济院制度发展进入高峰期。但制度运行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使本来就有限的收养能力进一步打折扣。统治者在继续维持这一制度的同时，大力提倡民间办理慈善事业，以普济堂的推广来补养济院之不足。
——摘编自刘宗志《浅析清前期的养济院制度》等
材料十一 为了保障救灾措施的有效实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成立了一些官办救灾机构，并在救灾工作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民办与官办救灾机构不同的是，民办救灾机构的钱粮等救助元素或房屋、土地等不动产主要来源于民间，或来源于国民的义务输纳，或来源于乡绅、商贾的捐助。在救灾过程中，（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实施国家减灾工程，兴修水利以防御水灾旱灾造成的损失；二是增加国家或民间村社的粮食储备，以应不时之需。
——摘编自《中国传统救灾体系刍议》
✱基础测评✱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的发展状况。
(2)根据材料一，概括隋初推行的制度，并分析这些制度之间的关系。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析这些制度的历史作用。
(4)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唐代户籍制度。
(5)根据材料四和所学知识，指出宋代户籍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分析其积极作用。
(6)根据材料五，概括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主要功能及其演变特点。
(7)根据材料五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演变的原因。
✱能力提升✱
(8)根据材料七并结合所学，指出春秋战国时期乡里制度形成的背景。
(9)根据材料七并结合所学，概述中国封建社会乡里制度演变的特点及其影响。
(10)根据材料八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保甲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历史纵横✱
(11)根据材料九，写出材料中“西京”“东京”的具体所指，根据材料九并结合所学指出隋代置仓的两种不同类型。
(12)根据材料九，概括养济院制度在清代发展的表现，结合所学指出社会力量救济活动的侧重点及其具体体现。
(13)根据材料十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古代中国政府救济与民间救助的不同。
材料一 《唐律疏议》中有十恶重惩原则，如谋反：“谓谋危社稷”。然王者…奉上天 之宝命……为子为臣……将起逆心故曰“谋反”。如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 母……”。如大不敬，指对帝王不尊敬的言行，为帝王配制药物有错误，为帝王做饭菜误犯食禁，无礼对待帝王派遣的使者。如不孝，指对直系尊亲属有忤逆言行；居父母丧时嫁娶作乐，脱去丧服，改着吉服。如不义，“谓杀本属府主、刺史、县令、见受业师，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官长”……此外还有八议原则：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这八种人犯罪“大罪必议，小罪必赦”。以及刑事责任年龄及老幼废疾减免刑法原则（七十以上老人，十五 以下儿童），死刑复议原则等。
材料二 1905年的“洛克纳诉纽约州案”是一桩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劳工权益案。当时，经过工人阶级的艰苦斗争，纽约州议会终于通过一项法律，禁止面包房老板让雇工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一个叫洛克纳的老板第二次违反这一法律时，法院对他处以50美元的罚金。洛克纳不服，最终把这个案件上诉到了最高法院。洛克纳的辩护律师声称： 纽约州的这项立法偏袒工人，损害老板，因此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14条中“平等保护条 款”。而且，宪法第5条修正案，也禁止各州不经过正当法律程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权，而“程序”就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而建立。19世纪末的美国，资本权力几乎决定了一切。这期间，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例确立并发展了这一原则。因此，经过激烈的辩论，最高法院以5比4的票数判洛克纳胜诉。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对《唐律疏议》的原则进行简要说明。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概括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基本特点。
材料一 就收支结构而言，清代前期有较为固定的模式。咸丰以后，田赋（地丁）收入与原来相比相差悬球。同时，盐课、关税、杂赋等传统收入在岁入总额中的比例亦大为降低。与此相反，新增加的厘金、洋税却一跃成为收入大宗。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央设立财政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户部改为度支部，并将原有的14个清吏司改为田赋、漕仓、税课、管椎、通阜、库藏、廉体、军饷、制用、会计10司，并规范了度支部及新设10司的职掌。奏销制度在清代前期已经较为完备，但毕竟与具有现代色彩的预决算制度有别。因此，清末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仿泰西之法”实行预算。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廷宣布了预备立宪事宜，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实行预决算的氛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始提出清理财政的具体计划和预决算进程。
——陈锋《清代财政的近代转型》
材料二 随着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审议通过《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废除国民党政府各项苛捐杂税，形成了以农业税为主，商业税、工业税为辅的税制结构；实施税则贯彻阶级原则，征税对象以地主为主，对贫苦劳动人民给予一定程度的税收减免；并于1929年颁布《兴国土地法》以更正土地没收对象，实现了税收征纳从凭借“政治权力”向遵从“国家税法”的根本性转变。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税收遵循“先予后取”原则，将生产自足与“取税于民”相结合，征税对象由最初的地主、富农转变为一切有收入的人，征税原则从“合理负担”过渡到“普遍纳税”。解放战争开始后，解放区由分割逐步连成一片，地方经济也由自筹自用、自给自足，逐步走向财税制度的统一。
——林源《中国百年税制体系的演变》
材料三 1981年推出的税制改革总体设想基本指向是打破“财政集中过度、分配统收统支、税种过于单一”的传统体制格局。通过“复税制”的建立、“利改税”的分步推进，一系列新税种的建立，同时又通过全面调整工商税制、恢复和改进关税制度和完善农业税等举措，初步建成适应新形势发展的税制体系。1994年，新一轮税制改革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全面改革劳物和劳务税制，实行了以比较规范的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营业税并行，内外统一的货物和劳务税制。第二，改革企业所得税制，将过去对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分别征收的多种企业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第三，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将过去对外国人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对中国人征收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个人所得税。第四，大幅度调整其他税收，如扩大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等。
——根据郭朝蕾《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以来的税制变还与发展》等整编
(1)根据材料一，指出晚清财税近代化转型的主要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税收措施的特点，并简析其历史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税制改革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