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地方志是记载地方情况的百科全书，“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宋朝，地方志逐渐定型。明清时期，朝廷统一规划方志体例内容，基本涵盖疆域、风俗、户口、学校、祠庙、人物等纲目。人物纲目往往下设忠臣、孝子、列女等目。风俗则记载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衣食住行、岁时节日等，修志者会对习俗美恶进行褒贬，“以示惩劝”，并肯定一些地区“虽在边土，亦与中州无以异也”。贵州、广西等地的地方志大多专设《土司》条目，对土司的守土之功予以肯定；还尤重学校、选举等条目，详载本地书院、社学，以激发学子崇学之情。
——摘编自刘永强《明代方志功用说探研》等
材料二 民国时期，地方志的编纂进行改革和创新。“旧志卷首常列圣制一门，尊王之意也，而今删去圣制一条。”“星占”、“象数”等内容多被“经纬度”、“气候”等取代；礼乐、列女等门类逐渐减少，增添了实业、交通、金融、卫生、外交等新生事物。有些方志将大事分为国际、国内两栏，将电线、铁路、公路、县城等以图例的形式清晰标注，并为一些实业家和革命党人进行记述宣传。
——摘编自萧放《近代以来新方志学研究与编修实践》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地方志的功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评析民国时期地方志编纂的变化。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述编纂地方志应该包括的要素。
材料一 南朝时期，南方经济获得较大发展。由于北人南迁，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南方冶铁业因此得到发展。稻田耕作开始使用铁犁、耙、耖等铁农具，这使得北方作物麦、粟、菽等耐旱、耐寒作物在南方得到推广。随着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和产量的提高，剩余产品也随之增加，这推动了南方粟、麦市场的发展。历宋、齐、梁三朝都城建康有较大规模的粟、麦市场。此外，山区的“蛮族”在政府的鼓励下，大力开发“蛮田”，使得“蛮田大稔，积谷重岩，未有饥弊”。
——摘编自杨乙丹《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及其思考》
材料二 以往史学界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权，才能促进当时经济的发展，而对分裂时期的地区性政权或偏处一隅的地方性政权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则往往不予注意，也没有给以应有的评价。从南朝时期南方经济的间歇发展中不难看出，即使暂时处于分裂时期，只要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实行缓和矛盾、保境安民的政策，是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
——摘编自许辉《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2)概括材料二中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 中国共产党为了贯彻民主建政的原则，在各抗日根据地采取了形式多样的民主选举方式，发明了“红绿票选法”“豆选法”“画圈法”等选举方法。为了使得党政军民融洽协调，推动抗战和生产，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活动，在陕甘宁边区首先开展“双拥”运动。针对农民的封建迷信活动，根据地政府通过讲演、报刊、展览，以及出版通俗科普读物等方式，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和医疗卫生知识。对于大量难民涌入根据地的情况，根据地政府兴办工厂，吸收难民到工厂做工；兴修水利，组织难民参加水利建设。同时，根据地政府给难民提供贷款、土地、种子、食粮等，为他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创造了条件。有些地方还建立了合作社，使农民之间互相协作，共同发展生产。这些政策和措施，有效改善了难民、灾民的困难境遇，增强了他们对根据地民主政府的信任和认同，这对稳定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及推动社会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张卫波《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治理及历史经验》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日根据地社会治理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日根据地社会治理的意义。
材料一秦汉两朝均定鼎西北长安，漕粮多半取之于关中和山东这两个地区，漕运方向大致为东西向。这一时期，漕运属临时性的粮食运输，主要用于军事。唐代关中“所出不足养给京师，备水旱”。故唐代渐以转漕东南之粟为主，漕运基本形成了一套制度，其体系已渐趋形成。
北宋漕粮基本上都用于军事和朝官俸禄。北宋以汴河所运漕粮最多，漕运的方向完全转变为东南西北向。元代以后，政治中心主要在北方，漕运转为南北方向。明清两代，漕运制度进一步完善，朝廷已经十分重视对于漕粮的利用，将漕粮用于地方军饷和仓储、平抑粮价、赈灾备荒等方面。
材料二在中国古代，水道的最大优势在于其往来便捷、承载量大以及便于长距离运输。这便决定了在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在远距离分立南北的格局下，借用水道运输漕粮成了朝廷不二的选择。……明清两代，自明代永乐迁都北京以后，南粮北运皆通过走运河水道完成。巨量的漕粮通过运河运输，本身就意味着运河具备的运输条件、能力和优势。应该说，明清时期的运河已经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性能。也正是这种性能，促成了运河经济带的形成。运河经济带不仅在于沟通南北，更重要的是这个经济带成为元明清时期最具活力、最有生机并最有辐射影响力的区域。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昊琦《南漕北运：中国古代漕运转向及其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到明清漕运发展的变化。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推动中国古代漕运不断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漕运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1936年不同经营面积的农户纯收入数据表（以四地177家农户为调查数据来源）
| 经营面积 | 户均纯收入/元 | 亩均纯收入/元 | 每劳动单位纯收入/元 |
| 5亩未满 | 122.659 | 30.912 | 50.051 |
| 5—10亩 | 174.243 | 23.551 | 66.691 |
| 10—15亩 | 251.573 | 21.065 | 77.407 |
| 15—20亩 | 372.934 | 22.269 | 87.680 |
| 20—25亩 | 397.193 | 17.596 | 103.880 |
| 25—30亩 | 563.780 | 21.240 | 129.562 |
| 30—35亩 | 535.235 | 16.264 | 125.446 |
| 35—40亩 | 517.680 | 13.916 | 97.089 |
| 40亩以上 | 736.175 | 13.007 | 120.290 |
材料二 1978年以后，中国逐渐形成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土地制度，农户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当时，大、中、小型机械已经进入农户家，农户主要经营第一产业，第二、第三产业也开始进入农户的经营领域。从1979年以后，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农村人均占有土地状况大大改善；农户拥有先进机械的比例大大提高，传统生产工具占比不断降低。2009年至今，家庭经营性收入异军突起，进城务工收入有所减少，农户生产或经营方式都高度市场化。——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余勇亮《农户经营方式转型研究—三大历史时点的比较与不同区域的实证分析》
(1)根据材料一信息，概括1936年农户经营面积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并结合所学知识判断农户采用的主要耕作模式。
(2)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78年后中国农业经营方式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伟大历史学家应具有的优秀品质。
材料 下表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人民政权建设的文章题目及内容摘录：
| 时间 | 文章题目 | 内容摘录 |
| 1927年8月7日 | 《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 | 以后要非常重视军事，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 |
| 1929年12月下旬 |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 红军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及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任务。 |
| 1941年5月8日 |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 |
| 1949年6月30日 | 《论人民民主专政》 | 人民是什么呢?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
——摘编自邓泽民《毛泽东关于人民政权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毛泽东关于人民政权建设理论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毛泽东关于人民政权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中国法制史里有“存留养亲”制度。《北魏律·名例》规定：“诸犯死，若祖父母、父母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管，留养其亲。”《唐律疏议·名例》中犯死罪非十恶条称为“权留养亲”，规定犯流罪而祖父母、父母老（年八十），家无期亲成丁者，权留养亲；但如家有进丁及亲终期年者，仍执行流刑。宋、明、清律还定死罪犯亲老疾应侍者须上请，但十恶之罪除外。
——摘编自刘晓丛《中国法律的刑罚对人们心灵的教化作用》等
材料二 1911年，清政府纂成《大清民律草案》，这是“我国民法史上第一部按照资本主义民法原则起草的民法典”。由于清政府的垮台，此草策也就丧失了变成正式民法典的机会。1925-1926年，北洋政府编纂的《民国民律草案》参照传统大陆法系，按照“以物为本”的原则，分为总则、债权、物权、亲属和继承共5编。草案完成时，发生北京政变，国会被解散，无法继续审议通过。
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立法精神上引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设了人格权和侵权责任两编，在总则编中设专节，专门规定监护制度，内容涉及监护人义务与职责、监护种类等方面内容，同时也对个人信息安全的各个领域都作了较为完备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中国民法典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世界民法典编纂的组成部分。
——摘编自王立民《中国百年民法典编纂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存留养亲”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与清末民初的民法典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意义。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法制史演变的启示。
材料一 科举制度至宋代发生极大的变化。虽然宋初的科举考试仍分为解试、省试两级，但是973年宋太祖正式创立殿试制度，使科举取士变为三级考试。992年，宋太宗诏曰：“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同时，封弥制度（将试卷中的姓名、籍贯等用纸糊封住）由殿试推广到省试和解试。据统计，宋代平均每年科举取士名额为唐代的4倍左右。与唐代及第之后，只是取得做官资格不同，宋代及第出身者未经铨试，“皆先赐绿袍、靴、笏”，即皆释褐授官，且授官优渥，升迁迅速。鉴于“诗赋浮靡，不根道德，施于有政，无所用之”，王安石变法期间，把之前的诗赋取士改为经术取士，以造就和选拔“通经致用”的人才。
——摘编自张希清《简论唐宋科举制度的变迁（上）》
材料二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肩负着传播宗教的使命来到中国。在传教的过程中，耶稣会士曾德昭同利玛窦一样，把科举考试中的秀才、举人、进士比作学士、硕士和博士。他们认为科举制度是将名与利二者集于一身的制度，认为科举是这个国家的头等大事，中举也是人们全力追求的唯一目标。他们在著作中对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等均有详细描述，并明确记载了考试所用书籍的名称及内容。传教士安文思在中国生活多年，以至于他能够在其著作中增加更多的细节，如官员品级、早期私人教育、官员入途及买官等内容，并对该制度的腐败和黑暗面也给予了深刻披露。
——摘编自杨洁《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对中国选官制度的认识与评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科举制度的变化。(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清之际传教士对于科举制度的认识，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形成这种认识的原因。
材料 管仲的军事改革，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把国都内的居民分为三部分，其中的一部分是“士”。让“士”居住在国都内是为了让士“就闲燕”-士兵从此脱离农业生产劳动，专门担负起武装作战的任务。管仲把内政组织赋予军事化意义。“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管仲改革“赋粟”，向农民直接征收粮食以养兵。此外制定了以兵赎罪的政策，作为军队兵器的来源之一。具体办法是，依据犯罪者罪行的轻重，用数额不等的兵甲赎罪。比如，“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鞼盾一戟。”根据文献记载，这个办法实施后，齐国“甲兵大足”。管仲的军事改革标志着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化，暴力与大众进一步分离和异化，并由此而奠定了集权国家的基础之一。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军事制度，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奠定的军事制度的延续和发展。
——摘编自张荣明《从管仲改革看中国古代军制的演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管仲军事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管仲军事改革的内容及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