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学术界普遍认为，甘薯是由东南沿海地区经湖广传入四川的。雍正十一年（1733年），首次出现了四川种植甘薯的记载。乾隆时期，川西平原上的德阳、罗江、成都等地的地方志中都出现了甘薯的记载，且认为此物“或生食，或熟食，或磨为粉，味甘适口，老少皆宜”。在川东地区江津、黔江等地，甘薯也因地方官的大力提倡，广泛种植；川南有来自福建、广东移民首种甘薯，其一家一年收获几百上千斤，即使遇到饥年也能安然度过，使本地人很为羡慕。
到了近代，甘薯种植几乎遍及全川。据四川劝业道署统计，清末全川142个厅州县中，有甘薯种植记载的就有127个，全川共载甘薯605万亩，总产量3950.6万担。据1910年三月劝业会的调查显示，在成都的外来农业陈列出的产品中，就有18个地区陈列了当地出产的品质优良的甘薯，有白红苕、红皮红苕、红心红苕、牛奶红苕等品种。民国时期，农业科学工作者在四川地区进行了甘薯品种、栽培和贮藏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从国外引进一些良种和实生苗进行鉴定。
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出版了甘薯增产栽培技术方面的书籍，及时总结和推广增产的经验。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水肥条件的改善、良种的推广、栽培技术的个性，甘薯的亩产量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之后，对外交流加速，甘薯作为多功能用途原料的作用更加凸显，新品种和新科技也不断引进，四川地区甘薯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
——据张茜《甘薯在四川的传播及对四川饮食文化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时期甘薯在四川广泛种植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四川甘薯种植的特点，并指出建国后又有何发展。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甘薯在四川的种植为例，说明农作物交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随着中古罗马天主教会与日耳曼民族统治阶级相结合，早期基督教会的教义已不能适应当时罗马天主教会的实际情况，其中私有财产权的问题显得格外突出。首先，就教会本身而言，进入中世纪以后不仅受到了新的统治阶级以及社会上层的青睐，而且还受到了来自君主以及贵族馈赠。其次，公元10世纪商业的复兴打破了西欧封建社会一元化的经济结构，随着商业贸易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人拥有私有财产。
——摘编自刘微等《中古罗马天主教会经济伦理的嬗变》
材料二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正是在这个时期，孕育出了众多的现代民族国家，并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诞生。导致西欧社会结构分化裂变与凤凰涅槃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而其自身结构的特点更是不容忽视的。西欧封建社会存在多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多重性特征，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正是这种多重性结构发展演变的客观要求。
——摘编自查振华等《西欧封建社会结构的多重性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古罗马天主教会经济伦理嬗变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世纪西欧孕育出民族国家的有利条件。
材料一 与基督教诋毁非洲历史、亵渎黑人尊严不同，伊斯兰教最大限度地维系了非洲习俗和制度完整性，其倡导止恶行善、施舍济贫、和平安宁及平等观念，为非洲人提供了莫大的心灵安慰，使伊斯兰教在非洲得以迅速传播。在前殖民时期，非洲已经形成了伊斯兰教、基督教、传统宗教三足鼎立的宗教格局。近代以来，交通的发达使得穆斯林人员深入到过去所不能到达的地方。随着贸易商路由纵贯撒哈拉沙漠改为沿着西非沿海，穆斯林人数开始增长。殖民者除了利用基督教徒作为殖民扩张的引导外，还启用大量的穆斯林教徒作为向导、代理人与办事员。
——摘编自A．阿杜·博亨《非洲通史·第七卷（殖民统治下的非洲1800—1935 年）》
材料二 在非洲，各个殖民宗主国及殖民地当局对待伊斯兰教的政策不一，而且同一殖民地当局在不同时期对待伊斯兰教的政策也不尽相同。英国一直坚持与穆斯林合作的态度，法国起先打压伊斯兰教，而将基督教文明的“好处”带给他们的属民。但随着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展，打压方式已不能运用到整个法属区，法殖民当局倾向于采取拉拢、合作的态度。由于西方殖民化进程的迅猛和伊斯兰教本身的封闭状态，穆斯林集团在非洲国家的政治生活已处于守势，尽管他们开展了针对西方殖民者的马赫迪起义和哈马利雅运动，但结果以失败告终。后来虽然出现了改良主义运动，以抵御西方殖民对其信仰的挑战，但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微不足道。
——摘编自柴玲玲、周海金《论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洲伊斯兰教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伊斯兰教在西方殖民前后得以在非洲传播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宗教在非洲的发展趋势及影响。
材料一 在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曾与顽固派进行过一次激烈的论战，论战的中心就涉及了中学与西学的问题。梁氏分析了科举制长期存在，被统治阶级固守不放的原因。其认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均把“学而优则仕”作为追求的目标，而科举考试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只要努力读书，通过八股考试，就能够获致高位，飞黄腾达。而由科举制产生的整个官僚体制则是整个统治阶级的根基，根基断，则统治不保，所以统治者们将其看作是“守旧之命脉”。但若科举不变，则有亡国的危险，所以梁启超对于废八股，变科举的态度十分坚决。
——摘编自张薪《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与变革》
材料二 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学者开始大量地翻译和写作关于中国考试制度方面的书籍，潜心研究这一制度在西方国家运用的可行性。孟德斯鸠、狄德罗和卢梭等人相继都在他们的著作中一致赞扬中国的制度。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法国教育是以中国竞争的笔试为基础的，而以竞争考试实行文官制度的思想则来源于中国。不仅如此，在英国、西班牙等其它西方国家，学者们纷纷研究中国科举制的利弊，希望引入这一制度为本国的政府管理注入新鲜的血液，以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
——摘编自孔杰《论科举制的西传历程》
近代中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科举制度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任选一个立场，对材料中的观点进行评述。（要求：观点明确，阐明理由，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材料一 秦统一中国后，构建了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交通网，包括“驰道”“直道”“五尺道”。史载秦始皇派徐福入海寻不死之药未返却去了日本。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自长安经河西走廊、西域可达中亚、西亚和欧洲地区，汉武帝还派司马相如奉命出使西南夷，开通以成都为起点，经云南大理、保山进入缅甸、印度、孟加拉等国的通道。隋唐时，驿道不仅遍布国内，还有通往日本、西域、南亚各国的国道7条。明朝贵州女土司奢香夫人修通了从云贵到四川的山路。政府修通雅州到乌斯藏的驿道，使西藏与内地的往来更加方便。清康熙帝增修了东北的驿道，瑷珲、雅克萨等地行旅可通过吉林、盛京直达京师。
----摘编自陆文熙、陆铭宁《古代中国政府的交通建设与管理》
材料二 在封建社会，国家必须把全国范围内所征收的田赋加以转输，把最重要的物资——粮食、运向作为统治中心的京师，漕运应运而生。唐代，裴耀卿出任江淮都转运使，采取沿岸置仓，节级取便的转般法，克服了直运“旷年长运”所带来的耗时长、效率低、运费损耗严重的弊端。继裴耀卿后的刘晏漕运改革，以雇佣劳动代替强制征发丁夫，有效提高了漕运效率。宋元开始使用商船运粮，海上航线的开辟使漕运方式更加多元化。明代，“河运”和“海运”思想的争辩成为漕运思想发展的重要内容，主张海运论者意识到借助商业资本的力量可以消除漕运弊端。在运输漕粮的同时，明朝政府积极探讨田赋改征钱银的办法，并进行了有益的实践。
——摘编自嵇建琴《中国古代漕运思想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交通建设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漕运思想演变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的经济发展便已有了区域性的萌芽。地处温湿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以粟为代表的旱地农业文化；地处亚热带的长江中下游是以水稻为代表的水田农业文化；东北北部、蒙古、新疆等地，经济以狩猎和采集为主。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因自然条件良好，所以开发得较早，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游牧民族处在沙漠草原地带，传统的生产方式又使他们不太从事种植业生产，因而对农业民族的依赖性很大；同时，内地人民也需要肉食和皮毛，必须仰仗于牧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夫山西饶材、竹……山东多鱼、盐……江南出楠、梓……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
——摘编自赵庆伟《我国古代民族经济的区域性发展与互补》
材料二 自东汉末年以来，北方一直战乱频繁。期间有中原汉族的自相残杀，更有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入侵，如五胡内迁、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等，把整个北方搅的鸡犬不宁。而南方则相对安定，战乱很少，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北方战乱南方安定，促使大量中原人口被迫或自愿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开发。南方开发少，水资源丰富，相对于较冷的北方，南方气温更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农业的长足发展为南方手工业的兴旺、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袁振宇《中国古代史上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探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至西汉中国古代经济分布的特点及其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汉至唐朝我国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
| A．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有益探索 | B．揭示了苏联工业化成就巨大的原因 |
| C．在实践中促成了国民经济均衡发展 | D．开创了利用商品和货币的过渡道路 |
材料一 秦汉时期，由于简牍书写不便，更因形体繁重，运输保管不易，乡吏具体负责户籍的编造，县吏主要起监督、审核作用，户籍的正本放乡，副本呈县。由于乡吏是郡县任命，俸禄微薄，工作上经常有私派加征、盘剥百姓的行为。东汉末年，战事频繁，人口流动加剧，户籍散乱。魏晋时期，随着技术的进步，户籍转由县廷编造，并由县上报郡、州，直至中央政府。隋唐则彻底废除乡吏，继续强化以县廷为中心的治民方式。
——摘编自张荣强《从户版到纸籍：战国至唐代户籍制度考论》等
材料二 宋代，主户“均为五等”，施行五等分户制，并据户等征收赋役。客户在法律上具有独立的良人身份，在户籍管理上有自己的专属户籍，并未附籍于主户。此外，州县还编制丁籍，对象涵盖主、客户，以全体男性为统计范围，登记姓名、年龄，不计财产，主要是为了征发夫役和科派身丁钱。与唐代相比，宋代的未成年男性已经不再承担徭役。当发生饥荒时，朝廷也会依据丁籍存恤百姓。
——摘编自戴建国《宋代籍账制度探析》
(1)根据材料一、指出魏晋时期户籍编造主体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户籍制度的作用。
材料中国人的孝意识源远流长，孝的观念从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出现，从此便不断发展演进。《论语·为政》载：“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两汉时期儒家提倡的孝文化被成功普及于乡里，是这一时期乡里教化的一大特色。汉代皇帝常常下诏褒奖孝悌、三老，并赐爵、赐布帛、赐米，从精神和物质上给予双重鼓励。“孝悌”是乡里选举产生的典范，其名单造册存于郡国档案，充分表明了教化在基层社会的重要地位。在乡间，孝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社会关系，由原来的法律强制性行为演变为靠社会舆论力量督促民众自觉遵守的道德行为，通过乡里的广泛传播，减少了亲辈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效地消除了家庭纠纷，促进了整体社会的安定，而且移孝为忠，孝子变为忠臣，起到了法律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这也为后来历代王朝所借鉴。
——摘编自张信通《秦汉时期的乡里教化》
(1)根据材料，概括乡里教化提倡孝文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乡里教化提倡孝文化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银钱比价本质上是一种特定计量标准下的银—钱货币间兑换比率，即白银一两合制钱的个数。
——摘编自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
材料二：白银流入对明清两代如同双刃剑，带来了帝国的繁荣，但是也埋下了不安定的因子。而中国经济进一步白银化，其实也意味着货币的命脉并不在于官方甚至民间，而是被动与世界连接起来。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茶与鸦片而连接在一起，中间的渠道是白银……不仅中国人不喜欢白银流出，西方人也不喜欢。早在中国人抱怨“漏银”之前，西欧对白银的流出就持批评态度，鸦片作为一种走私贸易应运而生与此相关……军事败北后不久，中国的贸易优势也开始瓦解。
——摘编自徐瑾《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
(1)根据材料一指出图中白银价格变化趋势，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白银流入对明清社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