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学思想在明清时期的新内涵，并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美国紧盯着受邀的亚非拉国家，同时多方采取外交等行动，竭力阻止会议如期举行。特别是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逊对会议邀请新中国参加极为不满。1955年2月23日，美国策划举行了曼谷会议，妄图以此抵制亚非会议。可是，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曼谷会议威胁亚洲和平，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亚非会议。会期临近，美国似乎已经无力阻挠，有美国媒体称“既然美国不能够阻止这个会议的召开，它就要它的近东和东南亚的某些‘朋友’把会议的进展导向适合美国的途径”。
——摘编自西门樵《60年前，万隆会议鲜为人知的三个瞬间》
材料二 在接到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五国总理的邀请后，周恩来即着手会前准备工作。万隆会议开幕后，由于与会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再加上西方国家的煽动和干扰，少数国家代表在发言中重提反共观点，甚至将矛头直指中国。对此，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表明“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接着深刻地论述了亚非国家间具有广泛的求同基础，并就此前各国代表在发言中提及的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和颠覆活动问题进行了逐一回应，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消除他们对中国的误解。他的发言赢得了会场热烈的掌声。在此后几天的会议中，周恩来竭力化解矛盾，使会议尽可能地表达出亚非人民反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共同愿望。在巴厘岛的短暂休闲时间里，周总理和代表团两天内在驻地会见了多批外国领导人，千方百计用好在印尼的每一点时间和各国多打交道，为新中国争取更多一点的外交空间。
——摘编自杨慧《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力挽狂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干涉1955年万隆会议的举措。(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对1955年万隆会议采取的措施并简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在对待亚非新兴国家问题上中国不同于美国的态度。
材料一 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兵革不息，帝王凡易十姓。历代的政府管理者在如何改革和完善地方行政体制方面，不断进行路径探索和制度创新。在地方中间环节的设置和管理上，赵宋王朝以交通路线为主干进行划分，创建了路制，每路设四个机构，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安抚司，形成婚田、税赋则隶之转运，狱讼、经总则隶之提刑，兵将、盗贼则隶之安抚的分工格局，从而避免了重蹈汉唐以来由于地方势力“尾大不掉”而陷入军阀混战和潘镇割
据的历史覆辙。
——摘编自张小稳《宋代的路:划时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
材料二 元朝行省最初只是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后期，转变为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但即使在行省完全定型并地方化之后，它仍然带有中央派出机构，或者说是中书省（都省）分支机构的性质。行省要接受中书省的节制和领导，而特殊的民族统治背景，又使得行省制度披上了一层与汉地（中原）传统中央集权体制不甚协调的外衣，所谓“蒙汉二元制”。在有些学者看来，当时的行省只是一种“权宜”产物，不应成为经久之制，这只能说明行省制度对唐宋以来汉族社会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观念确实有很大抵触，并非汉地制度自然发展的结果。
——摘编自张帆《元朝行省的两个基本特征—读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实行路制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元朝行省制的基本特征。
材料一 南朝时期，南方经济获得较大发展。由于北人南迁，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南方冶铁业因此得到发展。稻田耕作开始使用铁犁、耙、耖等铁农具，这使得北方作物麦、粟、菽等耐旱、耐寒作物在南方得到推广。随着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和产量的提高，剩余产品也随之增加，这推动了南方粟、麦市场的发展。历宋、齐、梁三朝都城建康有较大规模的粟、麦市场。此外，山区的“蛮族”在政府的鼓励下，大力开发“蛮田”，使得“蛮田大稔，积谷重岩，未有饥弊”。
——摘编自杨乙丹《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及其思考》
材料二 以往史学界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权，才能促进当时经济的发展，而对分裂时期的地区性政权或偏处一隅的地方性政权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则往往不予注意，也没有给以应有的评价。从南朝时期南方经济的间歇发展中不难看出，即使暂时处于分裂时期，只要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实行缓和矛盾、保境安民的政策，是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
——摘编自许辉《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2)概括材料二中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一 根据地政权建立之后，各级政府都把改造与健全村政权、提高村政权的效能与村干部的质量作为不断完善根据地政权的重要环节，例如，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强调要掌握组织（村政权的群众基础，组织、民主制度等之健全）、掌握干部（村干部之审查、考核、训练、奖惩）及检查村政权对各种政策法令之执行情况。各根据地先后按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进行了选举，如晋冀鲁边区临时参议会议员134人，共产党员只有46人，占34.6%；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中，国民党员占3/10，而共产党员只占1/10；晋西北行署共产党员只占33，8%，而党外人士占66.2%。从1941年开始，大部分根据地都先后进行了机构精简，陕甘宁边区政府直属机关从35个减少至22个，专署及政府内部机构从原来的8个减至4个，边区共裁并机关及科室计100个。通过各级参议会，对各级行政、司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实行监督；选民对各级行政和司法部门负责人直接监督。
——摘编自孙树青李丽斌《论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
材料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模式的建立与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崭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框架，确立了以宪法为根本大法的法律体系和法制框架，形成了以党治国、党政统一的政治体制模式。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进一步肯定、确认了便于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79年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1954年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用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从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到1958年，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从制定到全面形成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推广的时期。
——摘编自何苑《试析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与历史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措施，并说明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成就。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给你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 整体主义原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它认为群体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人的利益。一切个体皆没有独立的自己的价值，个体的存在和价值，完全是由社会群体派生。以宗法、血缘和自然情感为纽带，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约束个性，培养群体人格，个人只能以“孝”、“忠”为坐标在家族、血缘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与中国不同，西方的价值观念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个人本身具有最高价值。人们有决定自己生活和前途的自由和权利。而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就是要保护个人的权利。
材料二 陈独秀认为：“世界民族多耶，以人种言，略分黄白，以地理言，略分东西两洋。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李大钊认为：“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生产之丰，故其生计以农业为主，其民族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赐予甚乏，故其生计以工商为主，其民族为移位的。惟其定位于一所也，故其家族繁衍；惟其移住各处也，故其家族简单。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义；家族简单故行个人主义。’
——摘编自杨胜利《从“群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看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1)据材料一，概括中西方传统价值观念中对“群体”与“个人”关系认识的差异。(2)据材料二，归纳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中西文化差异影响因素的共同认识。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内外交困的晚清政府，“家国同构”“家天下”都是封建王朝中君主、民众共同认可的国家观念。梁启超引进了西方现代国家学说，他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应该有统一的地域、民族、政府和政治法律制度，并在各方面维持其主权的完整独立。而所谓国家思想“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与具体革命目标的变化密切相关，在革命认识与实践中，孙中山由最初的具有排满色彩的“汉族的民族主义”主张，逐步走向“中华民族主义”的民族主张。“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中华民族”和“中国”概念的进一步宣传与发展，激起每个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意识。在中国社会从封建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中国开始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道路。
——摘编自金素端《近代中国国家和民族认同图式的历史审视》
材料二：根据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特性，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具备现代形态的民族国家就必须要达到以下标准：第一，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需要对“中华民族”产生认同感，认定自己不仅仅属于某个民族(种族）,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第二，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要享有公民的权利，国家是属于人民的；第三，中国政府对内要享有最高的主权权威，对外要有独立的主权。这些特征的具备需要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构建过程中，要获得民族性，就需要进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建设；要获得公民性，就需要进行民主建设；要获得主权性，就需要取得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在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具体实践任务是不同的，是相互盘杂的。
——摘编自承凤凤《中国共产党与现代新型民族国家构建研究(1921—1949）》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前期中国国家民族认同出现的原因，并分析其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主要实践，并归纳其成功经验。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以来中国构建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是受到内、外两方面原因的推动。从内部看，在欧洲近代社会大规模转型、原有的国家功能受到挑战后，新的社会力量和知识分子开始反抗传统的宗教文化，并致力于形成自身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从外部看，由于欧洲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国家间存在天然的竞争，而发展现代经济，无疑是在竞争中获胜的重要筹码。因此，谁要想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落后，就必须尽快地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杨解朴《从文化共同体到后古典民族国家：德国民族国家演进浅析》
材料二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下，传统中国基于儒家文化之上的王朝国家观念被完全突破。以梁启超，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大背景下，试图重新建立对于现代中国的理解，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开始形成。辛亥革命的意义则在于，它不仅在形式上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权，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更在于它从社会制度和观念文化层面，实现了中国人国家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初步转型，并由此开启了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从辛亥革命开始，民族国家的建构始终是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主题。
——孙军《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确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形成的因素。
(3)综合上述材料，分析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西周立国之初，西周统治者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避免重蹈商王朝的覆辙，确立起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一方面，与周部族共同颠覆商王朝的大大小小的方国，对于新生的周王朝并非绝对的心悦诚服；另一方面，周部族尚未能对旧商统治区域形成有效的统治，商朝遗民及其贵族群体并未放弃“中兴”商王朝的野心。有鉴于此，西周统治者开始大行分封，作为“友邦君”的各地诸侯自然在分封之列，但是姬姓王族同样也通过分封获得了大片地区的统治与控制大权。不论是商之旧地或者是尚未征服的偏远地区，都被纳入分封体系之内。这样，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姬姓王族不仅巩固了新政权，还确立起了对整个“天下”的控制。而异姓诸侯则处在众多姬姓封国的包围与封锁之中，“友邦君”纷纷成为周天下的臣下。在此基础上，周王室进一步通过在商朝已经逐渐成型的宗法体制，理顺了王族内部的关系，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通过周公的“制礼作乐”规范了贵族群体的等级秩序。一个具有惊人稳定性，绵延八百载的政权就此逐渐定型。
——刘子言《贵族政治的范式——浅议西周政治》
材料二 “六王毕，四海一”，扫荡六合而归一的嬴政皇帝陛下，决心要在千古未有的伟业基础上构建起大秦王朝的万世不易之基。首先，便是明确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嬴政看来，唯有“皇帝”这一凌驾于“三皇五帝”之上的称号才能配得起自己的伟大，也唯有自己才能掌握那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再者，帝国之内尺寸之地皆是皇帝陛下私产，耄耋垂髫之人皆是陛下之臣，那任何大小官员皆当由陛下所命，锱铢之权皆当由陛下所授。是以，上至丞相，下自县令，各级官员之任免考核调用升迁贬谪之权皆归于皇帝。如此，皇帝之下及其庞大的官僚体系，构成了一整套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
——刘子言《变局——大秦帝国的国家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创新与突破，并说明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秦与西周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不同之处并分析不同之处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1956年，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先后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为单一民族，使我国历史上长期受歧视、受压迫，不被承认或不敢承认自己的广大少数民族明确了族属，受到了国家法律的保护。而少数民族社会改革政策的贯彻执行，尤其是民主改革政策的贯彻执行，彻底废除了民族地区的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为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开辟了道路。同时，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执行，使少数民族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为了满足少数民族干部的需求，国家还贯彻执行了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政策，同时努力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提升了少数民族的整体素质。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予以尊重，在语言文字上根据“自愿自择”和有利于本民族发展繁荣的原则，有效地化解了民族问题中这些因素的敏感性，促进了民族团结。
——摘编自罗树杰、徐杰舜：《世纪之交中国民族政策的思考》
材料二由于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与汉族发达地区之间的绝对差距在急剧扩大并将持续扩大，加上少数民族政策给予少数民族的优惠保护使得汉族同胞显失公平，双方对少数民族政策的认同感都在弱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各少数民族同样能顺应历史的潮流，享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利益，促进本民族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上中心模式论和单边主义倾向的影响。但是，无论它们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其根本目的都是要推销其自我文化发展模式，消解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虽然民族多样性的现状有长期存在的趋势，但是，随着民族之间的交往不断频繁紧密，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似之处越来越多。
——摘编自徐静《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政策变迁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民族政策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当下少数民族政策面临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