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方传统观点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欧洲历史的分水岭，此时欧洲告别中世纪，进入现代。

材料二   20世纪后期，有学者提出，公元1500年前后这一时段固然重要，但还不能称之为欧洲历史的分水岭，因为此时欧洲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等领域并无本质变化。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后期，此后历史才真正步入现代，分水岭才真正出现。

材料   1919年12月，实业家穆藕初创办的上海厚生纱厂准备添雇工人千余名，其中50名女工计划在湖南招募。1920年1月，纱厂在湖南《大公报》等处刊登招工简章。与长沙同工种工人相比，该厂提供的待遇更为优厚。截止日未到，便有一百余人报名，最后64人成行。

招工简章引起湖南知识分子高度关注。他们在报上质问，为什么从上海跑到长沙来招募女工？女工每日须工作12小时，最后能剩下多少自由支配的时间？日夜轮班怎么可能不损害身体健康？以上海的物价，每月8元工资怎么够用？他们还认为，女工入厂要家长署名加铺保，三年契约，统统等于漠视自由人权。

对上述质疑，穆藕初刊文表示，厚生纱厂给湖南女工的工资中规中矩，对其工作环境已尽最大努力加以改善。他批评湖南知识分子不知道中西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不了解当下中国工人的教育程度、工作能力、职业道德尚弱于西方，不明白中国大多数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还不及工人等。他讥讽这些知识分子以“泰西之糟粕”来拯救中国等于“自杀主义”。

穆藕初的回应引发了沪湘知识分子新一轮批评。他们借助“劳动主义”“劳工神圣”与社会主义学说，批评资本家群体是“掠夺者”“剥削者”，并警告他们，如果固守“资本掠夺”，“那小的就是同盟罢工和息业，厉害一点就是俄国的榜样来了”。

在这场激烈的论争中，湖南女工近乎置身事外。妇女界代表张默君参观厚生纱厂后，称女工们“起居饮食，虽不如居家之适然，视彼江北苦工破屋不蔽风雨、薄粥不充饥肠者，固胜一筹矣”。

——改编自李国芳《一九二○年初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争议》

1876年，英国怡和洋行在上海至吴淞之间修建成了一条铁路，即吴淞铁路。吴淞铁路是中国第一条投入营运的铁路。吴淞铁路从修建之日起，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当时清朝大部分官员，都反对修建铁路。

上海道台冯焌光多次与英国领事打招呼，不允许他们擅自修建铁路。英国领事一边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一边继续修建，导致吴淞铁路最终建成并投入运营。

吴淞铁路的火车票价较为昂贵，但乘车的人却络绎不绝。火车每天往返6次，客车都拥挤得没有空位置。城里那些终年不出门的人，听说这样的事情后也一定要带着家眷来凑热闹。

不久，吴淞铁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行人从来没有见过火车，当他从铁道上经过时，看到呼啸而来的火车，惊慌失措，竟然被火车轧死。死了人，这下子就不得了。当地民众纷纷抗议。冯发光借机再次找到英国领事，要求火车司机一命偿一命。

上海租界的英国领事法庭对这件案子进行审理，根据英国铁路法，判定火车司机无罪释放。这更加激怒了当地民众。为了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威妥玛下令吴淞铁路暂时停止运营。清朝政府方面加紧与英国进行谈判，希望能够将吴淞铁路买回来。当年10月24日，中英双方在南京签订《收买吴淞铁路条款》:吴淞铁路由中国以28．5万两白银的价格买断，分三期付清。

1877年10月20日，清朝政府支付了首期款项后，买回了吴淞铁路，并不顾英国、美国方面的强烈反对，铲平铁路路基、拆毁站房。车厢、机车、铁轨等被运往台湾。

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只存在了短短一年，就被匆匆拆除。

材料一   “国际法”一词最早是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法学家边沁提出来的，他所指的“国际法”是在此之前一个多世纪就已形成的一种源于欧洲国际社会的国际法律规则体系。这样的国际法最初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体现出来的以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欧洲国际法。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后来成为国际法的普适性基础。但们并非天然就具有普适性。国际法在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伴随着殖民主义和所谓文明优越的原罪。在殖民时代，欧洲列强不仅对所谓的未开化地区实行直接殖民统治，否认其国家与欧洲圈的“文明”国家之间存在着平等关系，无视或贬低其主权，甚至以“欧洲中心论”否认非欧洲文明和国家权利、如印度这样的古代文明，欧洲就实行完全剥夺其主权的做法。

——摘自何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国际法史与文明互融》

材料二   清末民初关于中国古代国际法的研究，以时代的世界的眼光重审视中国古史。宋育仁不仅以“春秋公法”比拟西方公法，更利用国际法的规则与概念，如“身治”“实际”等，来论证《春秋》具备适用于世界的、永恒的普世价值：《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实历四交公法，即万世之公法。如会盟朝聘、侵伐平乱、行成存亡、继绝灭亡、会盟班次，无事不备，无义不特·此类皆西书公法所斤斤聚讼讫无定论者。《春秋》三传各有义例，合之乃成完备。如自治境内，义在《谷梁》；交际礼仪，例在《春秋》；驾驭进退，权在《公羊》。胡薇元在《公法导源》对包溶于礼、伏笔于传的中国古代外交思想进行挖掘和重新阐释，从《春秋》等古史中梳理出与近代国际法规范相匹配的知识资源，实现了中西法系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摘自金瑶《东方国际法谱系的重新发现》

材料三   20世纪下半叶、非洲国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自由表达主张、开展法律实践。1960年，22个非洲国家联同部分亚洲国家向联合国提案，并一致投票支持通过《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民族自决的原则得到落实。1964年，非洲统一组织通过了《关于非洲国家之闻遭界争端的决议》，首次在国际法律文件中提出成员国保证尊重国家独立时业已存在的边界。经非洲国家广泛实践，该项内容被奉为国际社会处理边界问题的圭臬，并由国际法院确立为一项国际惯例。1972年，塞内加尔首任最高法院院长凯巴·姆巴耶首次将发展权定义为人权。发展权自此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被1979年联合国《关于发展权的决议》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

——摘自洪永红《试论非洲国家对国际法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17世纪“科学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面向社会生产需要的实际应用。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欧美主要国家出现了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科技活动的发展趋势。19世纪后期，美国建立了国家科学院，颁布了资助科技和高等教育事业的《莫里尔赠地法令》。但传统观念认为政府权力膨胀会不利于社会发展，国家应限于保护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这使国家科技职能的发展受到不少限制。19世纪末20世纪初，少数私人垄断资本控制了美国绝大部分科研设备和科研成果。但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政府科技体系，政府科技经费也相应大幅度增长。

——摘编自梁伟《美国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政府作用》等

材料二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的科技投资表     单位：十亿美元

——摘自经合组织《国家科学政策评论——美国》

材料三          1991—2001年部分国家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

——摘编自国家统计局科技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