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汉以后，天下太平，武帝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时新遭秦火，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其师说，无创作之思想，学界稍稍停滞矣。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这是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最突出的特点。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以和为贵”的理念始终渗透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

材料   近代早期(16世纪~17世纪)，西欧瘟疫肆虐。为防控疫病，各国制定不同应急对策，但政治结构、文化观念和经济水平等差异，使各国对策内容与模式有很大差别。英国作为西欧防控力度最大、鼠疫消退最早的国家，其防疫对策具有一定代表性。16~17世纪伦敦发生鼠疫后，在地方政府和议会推动下，王室政府开始积极投身防疫工作，女王授权枢密院编撰《政令大全》，以加强对地方防疫工作的管理，并加强隔离和对贫民救助力度。政府则以非宗教手段加以防控，包括实施隔离、清扫街道、禁止集会、严禁人员和牲畜流动等。英国的防疫措施，如死者的证明、检查员的指定、对葬礼时间的控制和对家庭的隔离等，都是部分或全部来自欧洲对付传染性疾病的经验。瘟疫的频繁暴发，使得英国大量人口死亡，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给民众心理带来严重恐慌，进而冲击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在疫病的肆虐下，神职人员纷纷死亡，基督教会束手无策，宗教医学更显得毫无成效，“它促使人们对基督所讲的爱心、瘟疫的发生、自身既定的存在方式进行思索，从而引起人们对信仰与自身所处地位产生怀疑与不满”。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