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必须为男女两性儿童安排分别的宿舍，并有足够数量的床铺。绝不允许超过12小时的最高限度，吃饭时间不计在内工作；绝不允许延长到晚上九点以后，亦不得在早上六点以前开始。

--摘自《1802年英国工厂法》

“漫步全城，工厂一间连着一间，那里成千上万的工人在机器震耳的隆隆声中，一年到头日夜都在机械地开动着这庞然大物的机器……男人、女人、小孩在潮湿的空气中蠕动。他们的衣服都很肮脏，许多孩子都是光着脚；面目瘦削而带愁容，多么阴森的街啊。”

——1860年代法国文学家泰恩旅英时所见

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辨析是开展历史研究的基础。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组织了联合各省举人的“公车上书”，虽未送达光绪皇帝，但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围绕着上书未达光绪皇帝这个问题，有如下史料

材料一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2016年，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简为秦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秦二世胡亥究竟是密谋篡位，还是奉诏即位，再次引起学界关注，为探讨史事真相，需研读收集到的相关材料。

材料一始皇帝驾崩，天下百姓悲痛万分。（公元前209年）朕（胡亥）奉始皇帝遗诏即位，改元更新。

——改译自兔子山秦简《秦二世元年文告》

材料二公元前212年，始皇下令“坑儒”，扶苏（始皇长子）进谏，被斥至上郡做监军。公元前210年，始皇病危，下令扶苏回咸阳，令未发始皇便卒于沙丘。胡亥、李斯等篡改诏书赐死扶苏，立胡亥为太子。

——改译自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三始皇东巡卒于沙丘。此前，长子扶苏先已谪罚到上郡做监军。当时，政治上的惯例，太子是不出京城、不做军队中事务的、扶苏被排到军队中做监军，就表示不立他的意思。《史记》所载假造诏书等事不足信。

——改编自吕思勉《秦汉史》（194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