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写出了《大同书》，这本书融会儒家的大同说与基督教的“平等观”，吸纳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傅立叶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提出了“公养、公教、公恤”的福利思想。“公养”即妇女怀孕后，就进入到政府建立的“人本院”赡养，进行胎教。婴儿在出生后统一由政府兴办的“育婴院”“怀幼院”之类的福利机构来抚养。“公教”就是要实行惠及全体国民的义务教育，小孩从小学到大学全部由公家机构进行义务教育，儿童6岁进入“蒙养院”，10岁进入“小学院”，15岁进入“中学院”，18岁进入“大学院”，直到20岁毕业学有所成，经过14年的义务教育，让每一个青年都接受良好的教育和专门的技术训练，可以让青年都凭借他们各自的专长为社会做出贡献。“公恤”指人要是染上疾病或身至残疾便可以到公立的“医疾院”“养老院”进行治疗康复。一般人到了晚年若无法自理生活，或者实在贫困无依靠，都可以进入“养老院”“恤贫院”得到全面的照顾。康有为想通过这些社会福利机构达到大同世界的美好愿望。
———摘编自黄黄宗羲《中国近代的社会福利思想》
（1）根据材料，概括康有为社会福利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康有为社会福利思想提出的意义。
材料一 宋徽宗赵佶倡导“治病良法，仁政先务”，宋前期的中书门下和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六部作为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疫情的分析判断、政策制定、组织协调与文书下达，以及信息渠道的沟通与保障等。翰林医官院作为中央最高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全面负责疫病流行期间派医、巡诊、赐药和救治病人等。尚书省和剂局负责制造各类药物。医学机构、临时医院和慈善机构，成为国家防疫取得成效的制度保障和关键所在。宋代地方政府有关医学的职能也有所扩大，防治疫病、推广医书、发展州县医学教育和打击巫术等成为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之一。地方乡绅、医学家、僧人、道士和普通民众等社会民众力量，在宋代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作用，尤其在自然灾害和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广大乡村地区，地方乡绅、民间医学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机构，救济活动更为直接，效果也较为明显。
——韩毅研究员的《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材料二 19世纪前期英国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的一个原因就是沿袭中世纪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要求相脱节。在19世纪之前，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一直处于地方层面，由地方当局进行管理，受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国家和中央不插手地方事务。在1835年立法中，中央政府已经感觉到有必要对地方政府结构进行重组以使他们能够应付“低层政治’的挑战，他们希望完善“二元政体“结构，以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成堆难题。于是，通过公共卫生立法，英国在中央建立了专门的中央卫生机构。“到19世纪中期，“应该”这样试验性的规定渐渐出现在卫生立法中：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的第10部分，在不卫生的地区赋予这个法案强制力，但是这个法案只包含权力，而不包含义务，在付诸实践时没有义务做任何事情。然而，1866年《卫生法案》的第49部分‘卫生立法的语法需要强制性语气的功效。”
——张丽丽《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立法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宋朝时期防疫制度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英国近代防疫制度的变化原因，与宋代相比有何不同，并结合上述材料分析中国古代、英国近代的防疫措施对今天世界防疫有何启发？
材料一 汉代继承了秦朝的全民户口登记制度，将全国的地主、自耕农、雇农、佣工、商人，全部编入国家的户籍，这叫做“编户齐民”。国家要求各县在每一年的仲秋，都要进行“案比”，更造户籍，县衙将各户户籍造册上报郡国，郡国汇总又上报朝廷。“编户齐民”最重要的义务是向国家提供赋税与徭役。人户要迁移户籍，须经“乡啬夫”批准。脱籍流亡是触犯法律的，户籍遗失要被罚为官家奴仆。赋税与徭役的征收及社会控制的实现，都必须通过发达的户籍制度来支持。
材料二 唐代申报户籍信息的时候，还必须接受一道叫做“团貌”的程序，即居民登记户籍时，验查户籍上所有人的年貌，以防止有人虚报年龄或假冒残疾来逃避赋役，因此，户籍档案通常记录了人户的体貌特征，如肤色、身高、面部有何特点。户籍登记，每三年举行一次。国家要按照户籍上的丁口向每个家庭授田，商人的授田数量是平民的一半。获得了国家授田的百姓，需要为国家纳税和服役。农民也因此被束缚在土地上，无法自由迁徙。唐代户籍包括“编户”与“非编户”两个不平等的阶级，编户为良民（自由民），非编户为贱民（非自由民）。贱民主要包括给官府服役的官贱民和依附于门阀世族的私贱民。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吴钩《户口簿上的中国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汉代和唐代户籍制度的相同之处，并指出唐代户籍制度相比汉代发生的变化。(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汉唐户籍制度。
材料一 先秦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方法论的政治伦理思想。“仁”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标准，又是现实管理中用作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为政治国的最高原则。“仁”的表现形式是“礼”，“礼”的内核是“仁”。孔子“礼”的思想传承于周礼，它是一种保持社会各种人“明份”，从而使社会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外在他律性的规范和典章制度。“中庸”则是孔子提出的修身、处事的理论原则，指的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所表现出来的“度”，强调人与人关系中，要“执两用而中”，无过无不及。例如，在君臣关系中，要加强君主权力与尊重臣民权利相统一，君主驭臣又接受臣民的监督，臣民可以匡正君主的行为而不能越界；官民关系中，官府要宽以待民，人民要知礼而为。
——摘编自魏雪《先秦儒家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宋代儒学的表现形态是理学，它以儒学为主，同时吸收了佛道思想，它主要讨论“性与天道”的哲学问题，并旁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理学的出现加强了封建主义精神压迫，同时它又是儒学思想中精华的发扬光大。当理学家离开关于“天理”的说教而论述治学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朱熹在研究文化遗产时，非常注重独立思考，他强调“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理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和“国格”观念，在一些政治家和志士仁人身上也发出了光芒。如文天祥在被囚禁的土牢里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正气歌》，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崇高民族气节。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儒家思想的特点。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与先秦儒学相比，宋代理学的不同之处，并谈谈你对古代儒学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国家结构主要有两种，一是宗法等级君主政体，其典型是西周王制，简称“王制”；二是中央集权君主政体，其典型是秦朝帝制，简称“帝制”。两者在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王制是典型的“家天下”，而帝制在“家天下”中注入了一些“公天下”的成分。相对来说，后者更有利于维护政治稳定。
——摘编自商爱玲、张鸿《大国治理中的国家结构形式选择——基于封建与郡县之争的考察》
材料二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政治实践具有独创性，以建立广泛的、包容各阶级各阶层的民主参与为中心，进行了普选制的民主选举实践和“三三制”的政权建设。如在选举前通过协商的方法，各方联合提出候选人，利用共产党的组织和威望，做群众的工作，在选举后实行共产党员退出及增聘党外人士的方式，以保证“三三制”的比例落到实处。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的民主实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备注：三三制，是指在政权机构和民意机关的人员名额分配上，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共产党员、代表和联系广大小资产阶级的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
——摘编自汪朝光《民族抗战与革命建政——中共的抗战崛起之路》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帝制”国家结构的基本特点，并谈谈帝制中“公天下”因素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体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的政治实践有何历史意义。
材料 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置废分合有许多种复杂的类型。置是设置，新政区的设置常在新开辟的领土上或在原有版图内的空白地区。分即分置，有许多新政区是从原有政区中分置或析置而来，基本上有两种，一是由一个政区分成两个或若干个新政区，另一种是由若干政区各划出一部分地域，组成一个新政区。废就是撤销已有的政区，也称罢或省，撤销政区有时是领土的放弃，有时是将该政区的领域划入其他政区。合，指政区的合并，在大多数情况下，撤销政区的同时意味着并入其他政区，所以并省（或省并）两字常常连用。并入其他政区的情况就称为合。两千年间，行政区划的置废分合过程是不断发生的，不但无年不有，几至无月不有。不过同时设置许多政区的现象不多，而一次并省大量政区的情况却是常有之事。
在南北不同的地域中，政区幅员的减小速率是不一样的，南方政区幅员的减小速度要快得多，与之相应，南方的政区分布也就越来越密。
——摘编自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置废分合”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南方政区分布越来越密的原因。
材料一 顺治九年（1652年）清领海南后，黎族土官制度在较长时间内存续发展。清政府通过建立土舍、峒长、粮长、黎总、哨管等多样化举措，将势力范围深入基层黎峒地区，同时通过“黎人”担任土官直接治理地方。这种王朝自上而下式的治理姿态结合黎族基层土官自治的治理智慧，使清代黎区得以长时稳固，收效甚大。清政府以招民复业、奖励垦荒作为对海南地方官员考核、升黜的评判标准，诸多黎村“有腴田数十顷，黎人耕之，户口蕃庶，物产丰饶”。清政府在海南建立了以书院为主，义学及社学为辅的文化教育系统，各书院研习课程均依照王朝所指定丛书诸如《春秋》《诗经》《性理精义》等来学习、讲学。
——摘编自李超、田敏《土流共治与调适：清代海南黎族国家认同的三维向度》
材料二 毛泽东指出：“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抗战中，我国之所以能以空间换时间，同日本侵略者打持久战，是与民族地区成为我国抗战的战略纵深地带和可靠大后方有着密切关系的。少数民族参加抗战，可使我国抗战具有与国际社会及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加强联系的重要国际通道。抗战期间，浴血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朝鲜、蒙古等民族的优秀儿女，驰骋在冀中平原的著名抗日铁军“回民支队”等就是我国少数民族爱国爱家、保家卫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缩影和典型代表。
——摘编自陈国裕、祁若雄《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治理海南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少数民族为抗日战争做出的贡献。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因素。
材料一 据估计，古希腊城邦的面积在50至100平方公里之间，公民人数在625至1250人之间。亚里士多德说：“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之内，就成为一个城邦。”在城邦内，公民之间是平等的，公民可以不同程度地参与讨论和决定城邦内政、外交、诉讼、立法和选举公职人员等事务，此外公民也可以担任公职。在希腊人看来，有了城邦，就有了公民个人的一切。不仅妇女、儿童和奴隶被排除在公民共同体之外，被释奴隶或者从希腊其他城邦移民来的自由人及其子女都被视为外人。农业是城邦的经济支柱，是公民的命脉。在希腊城邦中，城市和农村之间尚未形成明显的对立。
——摘编自杨共乐《古代希腊城邦特征探析》
材料二 在中世纪的西欧，每座城市都建有完全封闭的城墙，并严格把守城门，一方面是为了抵御外敌，另一方面是用来将它同周围的农村分离开来。中世纪的城市是一个自治团体，形式上，城市的自由是通过城市同封建领主之间订立的宪章或条约来确定的，城市必须向封建领主纳税，但后者放弃了对城市的统治权和司法权，“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城市中，市民是享有公民权的城市居民，市民的公民权赋予了他们参与城市事务和城市管理的权利。古代原始社会、古典社会乃至基督教义中传承下来的平等、自主、理性等观念，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建立。
——摘编自徐芳亚《浅论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历史条件及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希腊城邦的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希腊城邦相比，中世纪西欧城市有何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兴起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同样表现为“人的自觉”，有时也被称之为“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无论是孔孟学说还是程朱理学，儒家文化始终执着于强调人之为人的道德性。同时，它对道德性的强调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为出发点和归宿，对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这便使其所强调的道德限定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儒家文化在晚明时期发生了裂变与分化。李贽发挥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提出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对自然人性的肯定，着眼于“我”之真实；对个性意识的推崇，侧重于“我”之独立，二者共同体现出晚明人文精神的“人”不再是儒家文化中伦理型的人。但这股人文主义思潮并未掀起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深入持久的文化运动，它只作为儒家主流文化的一股逆流在中国文化史中昙花一现。
——摘编自孙桂丽《对中国古代主流人文精神的反叛－浅谈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对“人”的发现》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发展可以追溯到1840年。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的洪秀全在偶然接触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后，在基督教义的基础上，融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而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是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改良派在认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上，自觉学习西方思想文化，主张采用西方君主立宪制；19世纪末，革命派以中西思想文化融合创新中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文化精神的旗帜；进入20世纪后，不同政治派别思想家无不把文化作为民族自觉自立的要素。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用“民主”“科学”大旗猛烈冲击中国的封建思想文化，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则是在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中自我创建和自我发展的过程。
——摘编自杨正军《“文化自觉”视野下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与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明时期中国文化自觉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出现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文化自觉”发展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西汉把边疆地区新设的郡称为边郡或初郡，这些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地区，中原王朝通过战争或其他方式占领了这些地区后，以当地少数民族或部落地域为郡的范围，并保持原住民的各项政治、社会习俗。当地少数民族原有的部落和人民都由当地的土官管理，不上缴赋税，只是向政府交纳一些土供，以此向中央政府表示在政治上的臣服。
唐朝建立之后，打败了在北方称霸半个世纪的突厥汗国，疆域空前扩大。唐朝统治者总结前代的经验，采取了“偃武修文”的方针，以通使、和亲、册封、设羁縻州府等手段为主，武力威慑为辅的策略，对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和政权进行招抚，从而达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目的。
元朝统一全国后，将以前半独立或独立的边疆少数民族政权逐个取消，同时又在一些边疆地区实行有别于内地的土司制度，其中除最高一级的宣慰使为流官，由中央政府任命外，其他的官署都是土官，由地方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土司所管辖的境域，实行自治，朝廷不干预其内部事务，不征赋税。但土司有朝贡的义务，“或三年一朝，或每年朝贡”，给皇帝贡献土特产品。土司的袭替必须由朝廷册命。
(1)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王朝实行羁縻制度的目的和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羁縻制度产生的作用。
(3)古代封建王朝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制度对当今有何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