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1862-1943年），在20世纪初进行过四次著名的中亚考察，考察重点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在第二次考察（1906-1908年）时，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运走了大量珍稀文物。如今，这批文物的文书部分入藏大英图书馆，绢画和丝织品则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密室内。源于此事，斯坦因受到来自两方面的不同评价：赞许者，誉之为“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谴责者，贬之为“敦煌偷经大盗”。第三次考察（1913-1916年）时，斯坦因到阿斯塔那地区挖掘多座古墓，并在一座保存非常完好的唐墓中发现两块唐代布，布上有“婺州信安县租布”和“婺州兰溪县庸调布”题识。此事在斯坦因的《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中有详细记载，并有这两块布的图片。

——摘编自《文史记忆.新疆出土的唐代婺州布》

材料

——摘编自霍巍《三星堆: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的对话》

材料一   中世纪时期，法国便出现了对教堂等纪念性建筑物的修补和保护措施。当法国大革命使整个法国的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时，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随之产生，许多开明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通过著书立说、舆论演讲等方式进行呼吁。1830年，法国成立了专门研究历史建筑的机构，设立历史建筑总监的职位，并于1887年颁布第一部历史建筑保护法律，确定“历史建筑”为一个法定的概念，开启了社会对文化遗产的关注。至20世纪，《历史纪念物法》《历史街区保护法》《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陆续出台，此外具有历史价值的档案、图书，考古文物等也被纳入保护历史遗产范围。文化遗产保护学院，保护修复学院等教科研一体机构为20世纪法国遗产保护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其影响下，一大批专业人才和研究试验所不断涌现，形成了从调研考察、立项规划，修复及保护、重点宣传的体系。

——摘编自杨倪《论法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材料二   近代以来，对西方博物馆陈列品，保护与展览以及考古学等内容的深入了解与学习，使国人对文物范围及价值有了新认识，促进了对文化价值的重视，进而萌生文化保护意识乃至文物主权意识。康有为将文物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认识到文物是了解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的重要依据，更是全人类的共同文化财产，反对出售甚至贩卖文物。1914年，民国政府颁布了“限制古物出口”的大总统令，针对私售古物之事予以取缔，还令税务处拟定限制古物出口章程。随后，民间文物保护组织、文物保管委员会以及国际交流团队等组织相继成立，推动了近代文物保护工作的蓬勃发展。

——摘编自李建《我国近代文物保护法制化进程研究》

材料   1970年发掘的陕西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被称为20世纪隋唐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以下是何家村出土的一件珍贵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