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整理自万广华，朱美华《“逆全球化”：特征、起因与前瞻》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基层治理实行的是“士绅之治”，乡村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手里。士绅们具有公共地位，负责地方事务，其地位则是被其所管辖的乡民所授权的。乡绅必须要对乡民负责，接受乡民监督，一切行为举止要考虑公共舆论和道德习俗的影响，不得任性而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士绅的角色类似于政府在地方管理的角色，但作为地方的代理者和维护者，在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其维护的是地方的利益，而不是国家政权的地方代理人。士绅虽也必须受国家管制，但其自身活动空间较大，比如，在维护地方利益方面，其可以与地方衙门进行交涉。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蕴意一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材料二   近代以来，国家面临治理任务日益繁多，控制乡村显得更加重要。于是，政府逐渐重视起对基层的治理，原来乡村自治的界限被国家打破，基层政权日益官僚化，统一编制，基层政权的代理人由国家指派和管理。一方面，国家权力也因此通过多种途径渗入乡村社会，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得到加强，地方势力把持基层政权造成的地方团体化也被打破。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打破了“双轨政治”的平衡，使国家有力量剥削乡村，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地方基层治理被严重破坏。

——摘编自王德成《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沿革及当代转型》

材料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化经济程度不断加深，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地位的变化，中国基层组织逐渐形成了以街道党委为领导核心、以街道办事处为管理主体的治理模式，逐渐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同时，着力补齐农村基层社会建设短板。通过加强“街道办事处一居委会”体制，使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城市基层不断得以强化，街道的行政组织机制也不断完善，居委会逐渐成为城市基层的“行政细胞”，行政能力与行政资源得到增强和提升。

——摘编自吴晓霞《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演进线索和内在逻辑》

材料一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三大史学家之一、古典“人本史观”集大成者，在整个西方史学发展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希腊神话中包含希腊人对于“人”的观念的最初思考。公元前5世纪，智者学派代表普罗泰戈拉，初步将哲学的视角指向了“人”。古希腊杰出医者希波克拉底强调医生应更多地着眼于病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性格特征。修昔底德亲历了伯利克里时期雅典民主政治的辉煌和战争的残酷，他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既没有可供参考、借鉴的前人著述，也没有留存的档案、史料，因此他奔走于希腊世界多个地区实地考察，一方面多了解、多询问，另一方面将不同目击者提供的资料进行相互印证。修昔底德在解释历史事件时，能够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入手，进行综合分析，并认为自然界自身的运动才是导致自然现象发生的原因，而非神明的意志，极力地赞美人、歌颂人，才使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更加可靠，铸就了其在西方史学发展中的不朽地位。

——摘编自王旭《论修昔底德著作中的“人本史观”》

材料二   先秦是中国古代人本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以人本思想发展为线索反观该时段史书编撰的变化，能够更加深入地体会中国古代史家独特的历史见解和以人为重的史学传统。先秦史书在断限，即在选择要记载的人事内容范围上比较模糊，如《尚书》大抵记载虞夏商周之事，直至春秋战国史书在断限方面则变得比较确切。《尚书》之诸多篇目简洁却不明了，集中记叙周君主、周公、召公等少数人之言语。至春秋战国，为更有效地记载历史，以被史家所认定的人主活动的时间顺序为目，同时史家开始着重于叙事，其记载的人物数量急剧增加，并且这些人物事件的分布并不是零散的，相同人物的事件分布较为集中，使读史者能够更有效地掌握史实。《左传》时，更出现了“君子曰”的论史形式，编者可以在“君子曰”后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及评价等，这是比“春秋笔法”更为明确的以书史的方式介入现实政治的表述方式。

——摘编自蒋迪《从人本思想的发展看先秦史书编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