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一个民族的文化.始终闪现着该民族灵魂的搏动，以巨大的向心力吸引着该民族的 各类成员，因而，文化认同构成民族文化的核心。这种体现出民族精神的文化又绝非凝固 高化石、僵破的模式、而是常与变、因与革、内与外相统一的有生命的机体。
——当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
根据材料结合中国先秦至隋唐时期史实，评析材料中作者的观点，可以是整体或任意部分 观点。（要求：态度明确、史实准确、条理清晰）
材料一 敦煌户籍残卷所见唐代均田户受田情况表
| 户籍年代 | 均田户数 | 受足户数 | 平均每户应受田亩数 | 平均每户未受田亩数 |
| 高宗时期 | 1 | 0 | 101.0 | 69.0 |
| 武则天时期 | 4 | 0 | 143.5 | 102.0 |
| 玄宗时期 | 32 | 2 | 148.7 | 106.6 |
| 代宗时期 | 11 | 2 | 149.3 | 89.8 |
注：唐代上柱国按规定受勋田3000亩，表中是排除了上柱国户后的数据。
——改编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材料二 白居易的《赠友》描述了两税征钱导致钱重物轻而伤农的现象，“胡（何）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弹”；表达了对租庸调法的认同，“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主张“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柳宗元的《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指出，两税法实行按户等征税，富人贿赂官吏求居下等以逃税，导致“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他认为要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只有“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即恢复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法。
——改编自付志宇《唐人诗文所见两税法变革补证》
(1)根据材料一，指出唐代均田制推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白居易、柳宗元对唐代税制改革的看法。
材料一 北方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中原内地关系的三种模式
注1：图中虚线为中原内地与北方边疆的地理人文分界。
注2：箭头中标注的“少数民族”不是泛指所有的少数民族，而是特指具体时期的具体民族，即“某某王朝时期的某某民族”。
材料二 契丹、女真等民族建立的王朝，跟汉唐时期些游牧民族建立的部落联盟制国家有了非常大的不同。一方面，他们并不是像之前倏忽兴废那样的一种体制，而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可以和中原王朝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他们不像十六国北朝、五代沙陀三王朝那样长期居处汉地，最终完全放弃草原故土，也有别于匈奴、突厥、漠北回鹘等草原游牧汗国。辽、金、蒙古把大片汉地纳入统辖之下，同时又始终将位于内陆亚洲的“祖宗根本之地”视为各自领土结构的重要部分以及族属、文化认同的珍贵资源。
——摘编自邓小南《忧患与繁荣：北族政权的兴衰》
(1)阅读材料一、二，结合所学，就模式一和模式二，各举出历史上的两个实例说明。
(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评析模式三。
材料一
16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伦敦长期以来被雾霾所笼罩，导致呼吸道疾病骤增。16世纪以来，木材市场的木炭价格几乎是煤炭的3倍，随着通货膨胀带来的经济压力，伦敦市民倾向于选择煤炭作为家庭燃料。1952年，面对伦敦烟雾事件，英国下令成立比佛委员会，负责调查成因。1956年，《清洁空气法》颁布，其中包括禁止排放黑烟，卫生部的努力和防治政策法规体系的建立对治污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比佛委员会《比佛报告》等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大气污染问题同时凸显，尤其是京津冀环渤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2013年，京津冀环渤海地区大气污染尤为严重，所有城市PM2．5和PM10年均浓度全部超标。同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2017年）》，按照该计划有关要求成立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2017年，环保部等相关部委及地方政府联合制定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治理主要任务为：以改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为核心，以减少重污染天气为重点，多措并举强化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全面降低区域污染排放负荷。
——摘编自环保部（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
某学者认为，工业化的不同是中英两国环境治理不同的主要原因。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英两国工业化不同的具体原因，并评述该学者的观点。（要求：赞成该观点或另提出一个主要原因均可，并阐述理由。）| A．“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贯彻不力 | B．迎合大一统需要的思想得以重用 |
| C．汉武帝倡导的“有为”政策已实施 | D．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存在着弊端 |
材料 资政院论驳上谕风潮
1910年9月，议会准备机构资政院（仿照西方的法规体制设立的中央谘议机关，议员分皇帝亲选、民选各100名）正式成立。清廷希望“为朝廷竭协赞之忠”的资政院议员，以一种“半在朝”的政治身份与朝廷站在一起。
11月4日，清廷颁谕缩短预备立宪年限，定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并专横声称：“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资政院议员虽不敢对上谕正面发难，但采取了曲解的办法：“我皇上，我监国摄政王的本意，并不是必要到宣统五年始开国会……不过因皇上方在冲龄，监国摄政王不能自作主张，所以交付廷议以取决之。”进而进一步鼓动大家继续请愿再次缩，改预备立宪的年限。
11月9日，又出现了议论上谕的风潮。这天，议长宣读了一道上谕，对资政院核议湘抚与省咨议局关于发行公债一事争议的具奏，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湘抚此举“系属疏漏”，既未给其以任何处分，也未提及发行公债应交或补交省咨议局议决。对此，议员们惊诧异常，他们愤然指出“立宪国精神，全在法律。督抚违背法律而不予处分，则资政院可以不必设……宪亦可以不立”，诘问清廷到底“要立宪不要立宪”。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1月22日，议长宣读了命将资政院议决的云南盐斤加价具奏案交督办政务处，将议决的广西巡警学堂具奏案交民政部分别查核的上谕：议员们认为这不但否定了资政院的议决权，而且无异于宣布以上两个行政部门为资政院的上级机关。因而骤起轩然大波，不少议员开始对上谕含沙射影，旁敲侧击。
——摘编自王开玺《晚清论驳上谕风潮述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资政院论驳上谕风潮”进行评述。（要求：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