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时正式形成察举制。当时由皇帝向全国颁布诏令，责成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查访其所辖的基层官吏及百姓，按不同的科目标准选出优秀人才向朝廷推荐。东汉末年，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思想，后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下，获得举荐机会的大多是官僚地主和豪门子弟，且察举制的选举对象完全是被动的。隋朝时，科举制出台。科举考试都是以皇帝的名义举行，主考官由皇帝指定，取舍决定权在中央和皇帝。只要不属于朝廷禁止入仕的戴罪之人和数量有限的贱民，都可自愿报考。与察举制把道德、品行和才能作为授予官职高低的依据不同，科举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或谓“以文取人”，人的主观因素越来越淡化。
——摘编自张会霞《我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的演进评析》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实行政党分肥制，任命官员取决于个人好恶、拉关系讲门第，卖官鬻爵、贪污腐败、政治丑闻屡见不鲜。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带来英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这期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不断发展，边沁提出了功利主义，论述了政府应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创造平等机会。而斯坦顿父子分别在《一个驻中国大使权威记录》和《关于中国的杂记》、古次纳夫在《开发的中国》中对中国政府官吏选拔的种种描叙在英国产生广泛的影响。1870年，格莱斯顿颁布第二个关于录用文官的枢密院命令，英国文官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鲍红信《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所具有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确立的背景。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古代和近代西方官员选拔制度对当今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
时间 | 影响较大的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五月（1043年） | 王伦领导的沂州（今山东）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八月（1043年） | 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京西路、陕南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十月（1043年） | 邵兴领导京西路光化军和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七年十一月（1047年） | 王则领导河北东路贝州士兵和农民起义 |
——摘编自赵继颜《北宋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
材料二 在王安石变法实施初期，苏轼就指出，骤行新法“其进锐者其退速”，欲速则不达，因此需要徐徐图之。再次，派遣专使推行新法，“事少而员多”，增加了冗员和冗费，“人轻而权重”，更是容易滋生弊端。苏轼经过长期实地考察，于元祐元年（1086年），写了《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他在奏状中说：“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因此，他建议朝廷“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即十批、十次）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并与放免”。即是说，废除《青苗法》后，农民所欠官府的钱粮，允许分期分批归还，四等以下的贫困户应该全免。
——改编自莹光《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宋中期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
材料 《新唐书·孝友》记载了一则案例：初唐武后统治之时，同州下部（今陕西渭南）人徐元庆为报杀父之仇手刃原县尉赵师韫，并于案发后主动归罪。此案判决引起了近百年的争议。
武则天以女性身份掌权，引起朝野诸多非议，她本想遵循先例，贯彻儒家“父之仇弗与之共戴天"的信条赦免复仇者，以博得仁义之名。但八品的左拾遗陈子昂却作《复仇议状》一文，他认为，法律是“圣人作始，必图其终，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主张不应以礼屈法，提出先诛后旌的处理方法；即“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武后考虑之后采纳，并奉为经典供后世参照。
百年之后，柳宗元重提此案。柳宗元时任礼部员外郎，积极支持“永贞革新”。他作《驳复仇议》批判陈之建议，认为“既诛且旌”乃“渎刑坏礼”，应遵循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他认为礼法本不存在冲突，目的都是为了防乱。因此，表彰与处死同施于一人，将导致滥用刑法或破坏礼制，不利于警示后人谨慎行事。他建议对复仇案件要区分论罪用刑：若复仇合乎“礼”，即父为官吏误杀，复仇当被奖励；如其父确实当诛，复仇便是“仇天子之法”“悖骜而凌上”。
与柳同一时代的韩愈也加入了论战，为此写了《复仇状》一文。他认为，臣下无权决断复仇案，应当从古制，直接上呈尚书省，由集体讨论出具意见，最后由皇帝定谳。
——改编自沈玮玮、曾潞明《唐人徐元庆复仇案的百年论争：陈韩柳之别》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徐元庆案”引发的陈、韩、柳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韩非认为给“小过者”施以重刑，就会使人小过不犯，重罪更可以避免，最终达到“无罪而乱不生”的境界。他又说：“然则去微奸之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他坚持“必罚明威”的杀无赦观点，“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
——摘编自谷方《韩非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唐律疏议》规定，贵族犯罪，分别得以议、请、减、赎和官当；如犯谋反大逆罪，则因家庭关系，按亲疏分别“缘坐”；如家属或亲属间一般犯罪，可“同居相为隐”；如夫“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而妻殴夫，要徒一年；如“主人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而部曲、奴婢过失杀主，处绞刑；等等。
——据冯红《唐代刑法原则考论——以<唐律疏议>为中心》等整理
材料三 民法典是一部非常接地气的法典。从未出生胎儿的权利到不同年龄段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从公民乘车出行到房屋出租买卖，从结婚离婚到家庭关系和遗产继承，它涵盖各个方面。民法典的许多内容体现出对社会发展新需要、人民权利发展新需求的积极回应。它摈弃了历史上资产阶级民法典重物不重人或者见物不见人的缺点，把对公民享有的人格尊严的权利，全面纳入民法典的调整和保护范围。
——据刘丹《民法典：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述韩非重刑的思想，结合所学分析其提出上述思想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唐律疏议》的立法特色及其历史地位，分析其立法特色形成的原因。
(3)阅读材料三并结合所学，评析“民法典”的特色。
材料一 西方传统观点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欧洲历史的分水岭，此时欧洲告别中世纪，进入现代。
材料二 20世纪后期，有学者提出，公元1500年前后这一时段固然重要，但还不能称之为欧洲历史的分水岭，因为此时欧洲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等领域并无本质变化。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后期，此后历史才真正步入现代，分水岭才真正出现。
历史发展往往是一个延续与变迁交织的过程。从这一角度，结合15—18世纪欧洲历史的重大史实，评析材料一和材料二的观点。材料一 敦煌户籍残卷所见唐代均田户受田情况表
| 户籍年代 | 均田户数 | 受足户数 | 平均每户应受田亩数 | 平均每户未受田亩数 |
| 高宗时期 | 1 | 0 | 101.0 | 69.0 |
| 武则天时期 | 4 | 0 | 143.5 | 102.0 |
| 玄宗时期 | 32 | 2 | 148.7 | 106.6 |
| 代宗时期 | 11 | 2 | 149.3 | 89.8 |
注：唐代上柱国按规定受勋田3000亩，表中是排除了上柱国户后的数据。
——改编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材料二 白居易的《赠友》描述了两税征钱导致钱重物轻而伤农的现象，“胡（何）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弹”；表达了对租庸调法的认同，“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主张“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柳宗元的《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指出，两税法实行按户等征税，富人贿赂官吏求居下等以逃税，导致“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他认为要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只有“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即恢复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法。
——改编自付志宇《唐人诗文所见两税法变革补证》
(1)根据材料一，指出唐代均田制推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白居易、柳宗元对唐代税制改革的看法。
材料一 1983年6月，以佐野敏男为团长的日本静冈县日中茶业考察友好访华团一行十人，由上海入境到访江西省，与江西省农牧渔业厅及江西省农科院蚕桑茶叶研究所科研人员围绕茶叶生产、贸易、消费等议题进行了座谈。1983年8月，日本静冈县茶叶试验场副研究员后藤正访问杭州，对当地的茶树品种、茶树种植、茶叶加工等方面进行了技术考察，并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等单位的科研人员交流了日本茶园施肥的生产实践经验，探讨了如何优化茶园土壤、培育香气高的茶叶优良品种与提升制茶工艺等方面的问题。
——摘编自振华《日本静冈县茶叶专家来杭考察》
材料二 日本茶道里千家（茶道文化社团）与中国开展的茶文化学术交流，不仅仅派遣访华团开展短时间交流，还着眼长远，积极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等著名高校合作，通过开设茶道文化课程、接纳留学生等，培养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人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日本茶道里千家与天津商业大学合作开办了“天津商学院里千家茶道短期大学”，不仅招收日本留学生进修汉语、京剧、太极拳、陶瓷、绘画、书法、茶道等课程，还招收中国学生学习日本料理、茶道等。
——摘编自汪伟《商学院里千家茶道短期大学举行毕业典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日本派出茶业友好考察访华团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中日双方进行茶文化交流活动的内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中日茶文化交流。
材料一 古罗马法学家将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公法是关于罗马国家的法律，私法是关于个人利益的法律。如果说国家的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么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且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在今天这个大工业和铁路的时代，人们可以把旧的封建法权形式的很大一部分保存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法律名词加上资产阶级的解释；人们也可以将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罗马法，以及它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奖约、债务等）所作出的无比明确的规定作为基础，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创造像法兰西法典（《法国民法典》）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
——摘编自【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材料二 “长臂管辖”原是美国的一个司法概念，主要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义上来说，“长臂管辖”是指美国将国内法规的触角延伸到境外，管辖境外实体的做法。对于美国而言，其实施“长臂管辖”的“权力”并非来自联合国或国际法授权。1993年7月底，美国以“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为借口，对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广州分公司的集装箱货轮“银河号”进行登船检查。然而，检查没有取得任何结果，“银河号”货轮却被迫中断正常航运一个多月。
2017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依据其国内法启动了针对中国的“301调查”，有法学专家指出：调查本身“不存在违反国际法的问题”，但基于调查的单边制裁措施却违反了其在WTO框架协定内的义务，也违反了一般国际法。
——摘编自王震《对新形势下美国对华“长臂管辖”政策的再认识》
(1)指出近代西方国家私法发展的两条主要途径及历史意义，
(2)分析美国“长臂管辖”政策形成的背景，并简要评述这一政策。
材料一 从孔子创立儒家的过程看，孔子的学说实际上是通过对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因”和“损益”而形成的思想体系,既继承和延续了原初的文化,又有所变化和发展，因而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性。儒家学说推行的安家邦和忠孝之道的理念,不仅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在普通百姓眼里,也契合了长期以来坚固的血缘心理和社会道德上的满足。这种积极、有为的思想，立足现实，为此后世儒家主动吸收其他学派合理的思想，也使儒学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摘编自乐爱国《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
材料二 和民国初期提倡尊孔的主张相比,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反孔言论无疑是十分激烈的,但是这并不能表明他们从本质上是反孔非儒的。这些知识分子并不打算也不可能与传统文化决裂，而是采取“重新定位孔学”的方法,即先打破孔子偶像，然后在恢复孔子及其思想的原来面目。在自由、民主等观念日益为现代化作出贡献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为实现救亡图存,重估儒学价值,并推动其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作出贡献。
——摘编自张卫波《“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现代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学成为古代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文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新文化运动的部分学者对儒学的态度,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这一态度的影响。
材料一 汉代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评述战国时代列国各有差异的状况：“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国通过战争消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虽然从秦代到汉初，仍然可以看到不同地域文化风格的若干鲜明的差异。但是，秦的统一已经为大一统的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开皇元年，杨坚按照少内史崔仲方的建议，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确立三省六部制度。尚书、门下、内史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的事务庞杂，任务繁重，故又下设六部，分管各项政务。这种几个宰相执政的制度，可以防止外戚或个别大臣专权篡位，有利于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开皇三年，兵部尚书杨尚希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他建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这样，“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杨坚根据这一建议，把（北）齐、（北）周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朝为“大一统”奠定基础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隋初的制度创新及其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秦朝和隋朝的共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