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赋税，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到了汉代，一套完整的封建赋税制度形成了，其中赋是人头税，分算赋、口赋两种。到了魏晋南北朝和隋朝，由于均田制的实施，赋税制度又把田租和人头税合并，演变为以户为单位的“户调制”，唐朝初年，户调制发展为以丁为征收单位的租庸调制。到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采纳了宰相杨炎的建议，正式改租庸调制为两税法，两税法是以地税、户税为基础，以资产多寡为课税标准的税制。明历九年（公元1581年）实行“一条鞭法”，这种新税法“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到清雍正七年（1729年），除山西、贵州等少数地区以外，其余各省都已实行“摊丁入地”，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丁银成了田赋的一项附加数额。

——摘编自侯绪庆《中国古代赋税制度演变的基本线索》

材料二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源于商周时期，秦汉时期封建户籍制度逐步确立，唐宋时期不断发展，到明清时期趋于成熟。在中国传统社会曾出现过特权户种、民籍户种和贱籍户种等类别，特权户籍以官户最为典型，可以享受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罚等特权。三国时期规定军户的儿子仍为士，士兵的女儿也只能在军户内嫁人。匠户主要指各种手工业者，唐朝政府明确规定：“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人诸色。”统治者根据户籍管理中在册的人口多少来征收赋役，因此，户籍管理的真实性和全面性直接影响统治者征收赋役的情况。同时，政府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将人口控制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限制其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治安的稳定，进而保障统治者的政权稳定。

——摘编自金裕凤《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6 . 材料   胡寄窗（1903-1993）,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首任会长。四川天全人。曾创办《经济学报》《经济论评》杂志。

胡寄窗所著的三卷本《中国经济思想火》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讨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思想通史，创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理论新体系。

为了回应“欧洲中心论”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忽视与贬低，胡寄窗先后出版了多部论著，通过对比分析告诉世界：我们的祖先同样构建了卓越的经济思想。他还认为未来的世界经济学更不必以西方为中心，开创了直接向国外弘扬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成就的范例。

20世纪80年代后期，胡寄窗敏锐地注意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批判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有益部分，于是他的研究重点开始从中国经济思想史转向西方经济学说。

纵观胡寄窗的学术生涯，他始终坚持经济学研究“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有机结合，在“本土”和“国际”的相互融合中，梳理出中国经济思想的演变线索。

——摘编自刘迪《胡寄窗：将中国经济思想史推向世界》

材料一   19世纪晚期，西方科技发展出现新趋势：科学研究与工业生产直接结合，许多大型企业建立了科学技术实验室，如德国西门子等；科学研究走上集体攻关道路，1873年德国“国立物理研究所”、1876年美国爱迪生实验室即在此背景下创立；各国大量创办理工学院和技工院校；企业在科研中的地位日益提升。1901年，美国82%的专利颁发给个人，18%颁发给公司；1932年，公司所获专利数超过国家颁发专利总数的一半。

——摘编自何顺果《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等

材料二   二战以来，科学研究出现一种新模式——“大科学”。它将基础理论研究与尖端工程联系起来，以解决重大问题。“大科学”对资金、设备和跨学科要求更高，远超普通企业的承受能力，只能由大型企业或政府资助和组织。到1965年，美国国民收入的3%用于科学研发，科研资金的3/4来自政府。苏联也大致类似。二战以来，美苏在众多领域尤其是军用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大科学”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舞台。

——摘编自巴克勒《西方社会史》

材料   在1954年，胡绳先生依据中国近代“阶级斗争的表现”为线索，提出1840-1949年间，存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这三次革命高潮反映了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三次革命高潮”论相当长时间成为撰写近代史教科书的总体架构，直到1980年，李时岳先生对“三次高潮”论提出不同看法，并认为这个时期历史进步的潮流应当是：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一辛亥革命，从此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研讨进入新阶段。

——乔还田《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研究叙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