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国政府于1848年颁布《公共卫生法》、1890年颁布《住房法》等，开始实施一些引导性政策规范住房问题，地方政府为部分工人提供性价比较高的公共租赁住房。从1919年《住房与城镇规划法》开始，英国要求地方政府直接建设公共住房。但这一时期对于政府是否应该大举介入住房市场仍存在质疑，政府直接建房的规模并不大。1945年后，英国政府全面介入住房领域，实行由国家直接供应的公共住房制度。20世纪60年代后，英国住房政策的重心开始转移，逐渐减少政府对住房供应的直接参与。从1979年开始，撒切尔政府对公共住房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全面退出住房供应，严格限制各级政府修建和供应公共住房，并通过颁布1980年《购买权法》等法案，大力推行公房私有化。2003年起，工党政府在继承部分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上，加大了对公共住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力度，2004年《住宅法》就如何确保建造足够的低收入群体买得起的社会公房作出一系列的规定。

——摘编自洪亮平何艺方《英国住房保障制度与政策评介》

材料二   2010年，中国政府开始把保障房作为一项重要民生问题来抓，甚至将其上升到政治任务的高度，公租房制度逐步成为住房保障体系的主体。从1991～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净增值达3亿，城市人口比重净增了20%以上，这就带来了住房问题的挑战。中国现有的保障性住房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对象以最低收入家庭和有一定货币支付能力的中收入家庭为主，而在社会人口结构中占主要部分、以“夹心层”群体为主的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和利益诉求，却一直是住房保障制度的盲点。通过提供可循环的、租金相对低廉的过渡性住房，大范围地解决中低收入人口的住房需求，避免因收入差距拉大、商品房价格高企不下等原因，导致破坏社会稳定的不安全因素的形成，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摘编自徐东辉《中国公租房制度创新研究》

材料一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为了维护本国利益，相继废除了金本位制，逐步形成了英镑集团、法郎集团、美元集团三个货币集团，各个货币集团都在争夺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权，国际金融关系处于混乱中。美国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黄金储备量也大大增加，一度占有世界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在这一过程中，美元逐渐取得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强势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使美元实际上等同于黄金，美元霸权地位正式明朗化、法律化。

——摘编自张善国《浅析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原因》

材料二   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的“双挂钩”体制，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和储备货币供应制的刚性和缺乏效率。同时，它是建立在不平等关系基础上的货币制度，不能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自20世纪60年之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西欧等国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与此相反，美国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从20世纪50年代起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国际市场上美元大量过剩，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发生多次美元危机。1976年，世界各国齐聚牙买加，经过对黄金和汇率的讨论，建立了沿用至今的牙买加协议。

——摘编自黄鸿春《金本位制到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演变》

材料一   羁縻政策是中国古代用以统治和管理少数民族的政策，它的形成有深刻的思想根源。董仲舒云：“春秋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虽然中国自古有“中国”与“四裔”之分，有“中原”与“异域”之别，有“华夏”与“蛮夷”之异，甚至形成“华夷大防”的理论，但董仲舒的这一思想还是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此外，早在夏、商、周时期，以“礼仪之邦”自居的华夏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即对四夷“修文德以来之”。唐朝开国次年，李渊即下诏：对少数民族要以“怀柔”“恩抚”为主，“义在羁縻，无取臣属”，“分命行人，就申好睦，静乱息民”。唐太宗则进一步强调“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

——摘编自彭建英《中国传统羁縻政策略论》

材料二   我国大陆是半封闭内向型的地理环境，这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形成了内聚型的政治文化环境，使得各民族天然地倾向于统一在一个国家内。而少数民族大多分布于边疆要塞之地，地理位置特殊，其所生活居住地往往有着丰富的森林、河流、矿产等自然资源。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极其广泛，形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但在新中国成立时，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低下，普遍生产经营结构较为单一、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社会生产，甚至很多地区还停留在捕鱼、狩猎为生的刀耕火种的经济水平上，社会形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制定的有中国特色的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政治制度，其把民族因素和地域因素结合在一起，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实现民族平等、团结和睦、共同繁荣的目的。

——摘编自张梦临《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