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传统儒学中以“克已复礼”思想为代表的礼制思想对于协调社会关系、维持封建政权稳定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北洋军阀深谙传统儒学的作用，因此，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尊孔复古”逆潮。如：1913年袁世凯下令尊孔；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理由是维护儒家的纲纪；黎元洪在1922年复任总统时发表的通电中指出，中国之所以乱七八糟，正是因为“下放其上……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1927年张作霖下令定礼制，次年祭孔。北洋军阀集团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有意识地利用封建儒家文化，构建起诸如吴佩孚的“内圣为体，外王为用”的治国理念。
——摘编自刘威张泽坤《论传统儒家文化对北洋军阀的影响》
材料二 1986年，当代学者李泽厚在《走向未来》杂志创刊号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这是当时对新文化运动所能达到的“最为漂亮”的回答，自此“启蒙与救亡”即成为支配性的阐释范式，延绵至今。
——摘编自吴宝林《如何超越“辉格史”：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百年评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洋军阀政府对待传统儒学的态度及其意图。(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
材料 石油农业是一种高投资高能耗的大型农业，它以石油为基础，即大量使用以石油制品为原料的化肥农药，以石油为燃料的农业机械的农业生产方式。石油农业以美国为代表，在这一模式下，美国大豆单产从11蒲式耳每英亩到50蒲式耳每英亩，玉米单产从28蒲式耳每英亩到175蒲式耳每英亩，大米从1600磅每英亩到7700磅每英亩。由于石油农业的巨大成功，60年代末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确立了这一模式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并把它作为此后二十年改变全球粮食供应紧张、消灭饥饿的主要措施。在21世纪，石油农业不仅是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农业现代化模式，而且也成为各发展中国家竞相发展目标。但在这光鲜的高科技、高收益、高效率农业的数字背后是高消耗、高污染、高风险。
——摘编自徐风莉《论石油农业时代的终结》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石油农业模式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评析石油农业。
材料 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褒贬议论几经变动，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近900年来分作三个时期：南宋至晚清；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
宋高宗赵构认为：“安名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宋廷的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朱熹对荆公新学的评价：一是斥王安石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刑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根据，予以无情打击。《宋史·王安石传》记载，“‘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简论》，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随之而热烈的展开，标志着20世纪王安石变法研究的新阶段。研究宋史的专家邓广铭先生从两个方面肯定王安石变法。一是这次变法是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社会历史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阶级之间、新旧之间的矛盾之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王安石变法派同保守派们的矛盾斗争，正是属于新与旧之间的矛盾斗争。而这次斗争，是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内，极其激烈也极其重要的一个回合。二是为天下理财的成效，发展了生产、扭转了积贫的局势。变法派所制定的一些政策法令及其实践，虽还远远谈不到解放生产力，但对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总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因而是发生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李华瑞《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和发展》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对北宋王安石变法的看法。（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法国三级会议中古时期，法国市民阶层力量逐渐壮大，他们渴望统一、为寻求王权的保护，以金钱和武力支持王权。1302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召集了有市民代表参加的“三级会议”，商议与罗马教廷对抗事宜。这次会议有高级教士、贵族和市民上层（各城市有两名代表）三个等级的代表参加，各等级均持有一票表决权，但实际上市民阶层总是处于少数地位，农民和城市平民更是被排斥在等级机构之外。三级会议支持国王，反对教皇，确立了国王有权征税的原则。三级会议由国王召开，也由国王决定解散。百年战争期间，王权出现危机，三级会议频频召开。此时第三等级力量壮大，提出了一系列争取权利的条件，比如允许会议代表参加御前会议和行政管理，三级会议有权每三个月自行召开一次会议等等。到18世纪时，三级会议的代表向国王发难，逐步演变成国民会议和制宪会议。
——摘编自武寅主编《简明世界历史读本》
依据材料，结合所学，评析法国三级会议的产生与发展。
材料 道光中期以来，民众的抗争事件日趋频繁……咸丰四年（1854年）底爆发的瞿振汉起义以乐清为中心，其触角伸展到黄岩、临海和永嘉大罗山一带影响温州府城，并曾与海上的武装力量“粤艇”联络。起义领导人还有过夺取温州府城进而“传檄全浙”的部署。虽然计划实施受阻，但也一度攻占乐清县城并建立政权。尽管起义延续时间不长，但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起义失败后，乐清士绅留下的记述文字，大抵持正统的政治立场，将瞿振汉起义斥之为“逆党倡乱”。民国以后，开始有人把瞿振汉称为“与异族抗衡”，光复汉族河山的“革命先烈”。此后，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看法是将其看作一场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
——摘编自李世众《19世纪中叶“儒枭”集团的崛起与地方权力角逐》（2023年）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瞿振汉起义看法的变化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一 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县人，5岁入私塾，13岁放弃科举“正途”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船泊驾驶，24岁时，作为公派留学生，前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在课堂上积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课余阅读了大量西方社科人文学术著作，并实地考察英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机构，深化了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理论的认识。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名著，宣扬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是启蒙维新的有力思想武器，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
材料二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1875年孙中山入村塾读书，1878年，随母赴檀香山，先后在檀香山、香港等地较系统地接受西式近代教育，并成为西医医师，19世纪末期，目睹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材料三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同时也对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最初学医，但后来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时，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归国后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支持和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中国文化的独立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留学青年生涯规划的特征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书写工整）
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开始重点关注“民族”，米什莱和拉维斯是民族历史研究的两座高峰。
米什莱被誉为“法国历史学之父”。在其编著的《法国史》中提出，法国人从百年战争中开始具有国籍意识，到大革命与特权阶级的对抗中，完成了法兰西民族的整合，以此教育人民建构法兰西民族的自我认同。他始终认为法兰西在世界历史上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是引领世界走向自由，通往繁荣之路的灯塔。他的观点成为19世纪上半叶法国历史学的主流。
普法战争战败后法国割地赔款，知识分子的民族优越感被击碎。第三共和国的史学家拉维斯主编27卷的《法国史》，提出历史上布列塔尼人、普罗旺斯人……各地人民都是法国人，尊崇共同的祖先、共有的英雄人物。他高度赞扬共和国，对国歌、国庆日、纪念仪式等各种“被发明的传统”进行历史性阐释，传播共和主义精神，将殖民扩张视为开化落后地区、传播先进文明的特殊使命。以此“向法国青年人说明，为什么他们应当为组成一个民族国家而自豪”。拉维斯被19世纪末法国史坛誉为“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历史教师”。
——摘编自王玮、吕一民《拉维斯与19世纪晚期法国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等
围绕“历史书写与民族认同”，评析19世纪法国历史学的发展。材料一 下图是17—18世纪和19世纪中后期中国所译西书变化图
材料二 下表是近代中国人所译西书简表
| 译书人 | 译书名称 |
| 李善兰（1811—1882） | 《几何原本》《谈天》《重学》等 |
| 徐寿（1818—1884） | 《化学鉴原》《化学考质》《化学求数》等 |
| 华蘅芳（1833—1902） | 《代数术》《三角数理》《微积溯源》等 |
| 杨廷栋（1778—1950） | 《万法精理》（孟德斯鸠著） |
| 胡适（1891—1962） | 《最后一课》《弑父之仇》等 |
——摘编自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近代中国译西书活动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中国译西书活动进行简要评析。
材料 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已经成为帝国宰相的俾斯麦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调整了德国的外交政策，推行所谓的大陆政策。有学者称，德国之所以采用大陆政策是因为德意志帝国从一开始就背负着一种法国抵押，“在将来，德国的每一个外交方面的敌人都可以无条件地指望法国的支持”。在这种形势下，俾斯麦政府选择了拉拢可能成为法国盟友的国家，使之不能复仇的政策来作为基本的外交路线。这一政策被一些学者称为“保守性的和平政策”或“保障和平的政策”。按照俾斯麦自己的话说，“如果法国不愿和我们保持和平，我们就必须阻止她找到盟友。只要没有盟友，法国就对我们构不威胁”。国际形势也有利于俾斯麦推行上述外交政策。俄、英、奥三国为争夺近东巴尔干地区一直矛盾重重，鉴于这些矛盾，三国都想保持与德国的友好关系，争取其支持。
1890年俾斯麦下台，德意志帝国在对外战略方面开始改弦易辙，继俾斯麦之后的卡普里维政府在德皇威廉二世的授意下，打出了“新路线”的旗帜，在国际战略方面开始滑离俾斯麦所制定的欧洲安全政策的轨道。威廉二世宣称：“巨浪在有力地冲击着我们的国门，并且催促着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维持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换言之，遵循一个世界政策。”1897年12月6日，比洛夫在帝国议会一次涉及对华政策的演说中对“世界政策”做了明确解释：“德国人让他们的一个邻国占有陆地，另一个邻国得到海洋，而只给自己留下天空，自命清高，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总之，我们不想将他人挤到阴影中去，但是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德意志帝国的“大陆政策”与“世界政策”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虽然美国对中国的威胁依然存在，但苏联已成为影响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因此毛泽东指出：“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要建立一条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来打乱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部署，以推迟世界战争的爆发和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
——摘编自颜永琦《新中国“一条线”外交战略评析》
材料二 整个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工作认真贯彻落实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方针（“一条线”外交战略），取得巨大成就。1973年，经毛泽东批准，中国从西方国家进口了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这对提高中国现代化生产的技术水平，打破西方国家长期对中国的封锁局面有着重大作用。中国对外贸易也逐年发展，1970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45.9亿美元。1973年猛增到109.8亿美元，1975年又上升为147.5亿美元。向来不甘落后的中国人民意识到了自己的贫穷与落后，发展国民经济、改变贫困面貌，就成了广大人民最迫切的愿望。为顺应人民这一意愿，周恩来总理在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重申了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摘编自舒建国《毛泽东“一条线”外交战略的实践效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实施“一条线”外交战略的历史背景。
(2)结合所学知识，列举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外交工作取得的成就，并综合以上材料分析中国实施“一条线”外交战略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