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凡作一书，必先问吾书将以供何等人之读，然后其书乃如隔之有畔，不致泛滥失归，且能针对读者以发生相当之效果。例如《资治通鉴》,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 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今日之史，其读者为何许人耶?既以民   治主义立国，人人皆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立于国中，又以人类一分子之资格立于世界，共感于过去的智识之万不可缺，然后史之需求生焉。质言之，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   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 ……夫如此，则史之目的乃为社会一般人而作，非为某权力阶级或某智识阶级而作，昭昭然也。

——摘自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年)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主要由御史监察系统和谏官言谏系统组成。御史又称台官，宋之前，台官主要是对下纠察百官言行违失，谏官主要是对上纠正皇帝决策失误。

宋初，谏官沿袭唐制，隶属于中书、门下两省，宋仁宗下诏将原有的门下省改为谏院，这一措施标志着谏议机构开始脱离行政机关而独立运作。此时的谏院已然成为另一个最高监察机构，与御史台共同运作。需要指出的是，谏院的独立只是相对于各行政机关而言的，在专制皇权面前绝无独立之说。

宋代谏官职能有所扩大，宋真宗下诏：“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冤滥未伸，并仰谏官奏论。”这是谏官纠弹百官的法律依据，谏官拥有了御史的监察权。台谏系统对外戚的抑制、对相权的制衡、对干政宦官的弹击、对武将的抑制，对巩固宋王朝之内政大有裨益。

——摘编自林晓炜《制度何以变迁》等

清前期在明朝邮驿制度的基础上，把以通信传递为主要功能的“邮”和以负责提供夫马车船、粮草食宿为主要职责的“驿”合而为一，驿站从间接为通信使者服务转变为直接处理通讯事务的机构。邮驿之作用，与国家政令军情及官员往来密不可分。其关键职责在于“飞报军情，递运正供物料与给边钱粮”，还负责“税课之饷鞘”的运输。“君子端拱堂署之上，而令行于环海无阻者，职驿递为之也。”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大量军事文书被耽搁严重影响了战事。1866 年，海关兼办邮政以便“为各使馆及海关之文件往来京沪间”。1877 年，李圭指出，西国“遍设邮政局…… 无论公文、书信，一体传递”，所得信资甚多，且各国邮政“同为一制，互相驰递”。“其一切经制，有欲采而施诸中国，以为裕国便民计。”面对列强客邮“侵我大权，攘我大利”，张之洞建议大举开办邮政“务令各国将所设信局全行撤去”。1897 年，大清邮政官局成立，可寄送之信件“分为封口信及明信片，与贸易册并刊印各件共四项”，最初因缺少了解“居民亦多疑阻。嗣后知其寄资甚廉，而又能速而无误也，于是咸乐就之”。“咸同以还，西力东渐，轮船、铁路、电线相继而起，官民便之，驿站亦几几赘疣矣。”1906 年，清政府设立中央职能部门“邮传部”，将裁撤驿站作为主要目标。民国初年，“裁驿归邮”基本完成。

材料18世纪以前，西欧人很少外出就餐，绝大多数人都在家里做饭吃。

1765年，巴黎大街上一个名叫布朗热的男子开设了一家有座位的餐饮店，并称之为“餐馆”。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贵族佣人大批失业。无奈之下，他们掀起了一场餐饮业的变革。1789年，巴黎的餐馆不到百家。随着各地人员流动，越来越多的餐馆出现在巴黎街道。十年时间，餐馆数量已增长至500家，餐馆已变成王公贵族家餐桌的替代品。

19世纪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家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它们从生产单位变成了消费实体。人们开始离家工作，也在其他地方展开各类社交活动，包括饮酒吃饭等消遣项目。城市中酒店、餐馆、酒吧成倍增长，1818年发表的《伦敦一览》中评价：“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座都市能给予劳动者与中产阶级如此多的生活享受。”

20世纪50年代，美国高速公路不断延展，汽车快餐餐厅的拓展也紧跟其后，把守在各个高速出口附近。很快，快餐就在全美国流行起来。快餐店对产品标准进行数字化管理，任何人只要按照数据操作，都可以炸出味道统一的薯条。

——摘编自[英]威廉·席特维尔著《餐馆：一部横跨2000年的外出用餐文化史》

材料   欧洲在冷战中的地缘政治地位非常重要，苏联为回应美国的“遏制”政策，运用能源武器与美国在欧洲展开激烈博弈。二战后，苏联与西欧贸易几乎断绝，到50年代末，苏联与西欧能源贸易才逐步发展起来。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际紧张局势缓和，“东西方经济联系的发展形成了物质实质，仿佛成为一种缓和的基础”。苏联与西欧贸易总额逐年增长，苏联极力推行“能源一体化”、“缓和物质化”，向西欧国家提供他们紧缺的石油和天然气换取外汇，并从西欧国家进口各种工业部门所需的成套设备。对西欧国家来说，这也是有利的。另外，苏联对经互会的能源输出往往是牺牲经济利益的，其石油出口价格一直是低于当时世界石油市场价格的，这使苏联掌握了支配弱小盟国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力量。但是，石油经济政治化使苏联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石油出口，这也酿成了苏联时期经济建设的致命弱点。

——摘编自于春苓、杨超《冷战时期苏联对欧洲的能源外交》

材料一   洪武三十年（1397年），翰林学士刘三吾（1313—1400年）等主持会试，录取了52名进士，都是南方人。一时间北方举子联名上疏，怀疑作为南方人的刘三吾偏袒其老乡。朱元璋大怒，命令侍读张信等12人重新阅卷，要求增录北方落第举子入仕。但复阅者均认定此前的评卷并无偏差，建议维持原录取结果不变。朱元璋更加生气，下令将张信等20余人处死，刘三吾等人发配戍边，又亲自策问、阅卷，录取了61名进士，全是北方人。明朝宣德二年（1427年）则干脆取消了对进士的统一录取，改按地域分配名额，南榜分配60％，北榜分配40％，后来又增设了中榜，改为南榜55％，北榜35％，中榜10％。这就是明朝著名的“南北榜”（亦称“春夏榜”）案，其实这并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科场弊案。

——摘编自张剑锋《用人为什么要五湖四海？》

材料二   科举“一切以程文为取留”，是注重公平与公正的考试制度，但科举并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科举与政治息息相关，多数政治家通过科场登上历史舞台。这就使得科举取士在注重考试公平的同时，还要注重政治上的公平。“南北榜”案并不仅仅是一场惩治科场舞弊案。

——摘编自王元林等《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博弈——洪武丁丑会试南北榜案重新解读》

材料一   战国时期出现考核官员的“上计”制度，主要考核仓库存粮、垦田数、户口、赋税数及社会治安等内容。秦代的政绩考核更加完善，对各级官员都要考核，制定了《课律》等法令，以考课结果的优劣来决定对官员的赏罚黜陟。汉代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对官吏的考核，逐渐形成了两个方向的两个考绩系统制度。一是纵向的，即中央考核郡、国，郡、国考核县，县考核乡、里、亭，称为“上计”制度；二是横向的，即中央各部门的卿令，地方的郡、国、县的长官各课其掾吏属官，称为“考课”制度，考核结果作为升降赏罚的依据，考课由丞相和御史大夫两府主管。

——摘编自刘承《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二   较能体现宋朝官吏考课制度特点的，一为考课法，二为磨勘法。考课法，是指官员在任职期间的考评。每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神宗元丰年间，采取“四善三最”之法考核地方州守县令。“四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所称、恪勤匪懈”。“三最”是“狱讼无怨、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振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磨勘法在考课法的基础上形成，所有文武官员，凡经过三年和五年规定的年限，都可以申请叙迁。故当官只要任内不发生过错，到年限便可升迁，这就使许多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使考课实际上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摘编自赵玉霞《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述评》

材料一   中国历代皇帝都必然面临一个问题是，他必须集中权力，以确保皇权独尊;但又必须适度放权，以让臣子去处理纷繁复杂的事务。雍正构思创设一个政治机构，这个机构专属于皇帝，由皇帝任命，唯皇帝是从。这个机构效率极高，又具备保密性，但却没有专属府衙，也没有专门官吏。它既能满足皇帝集权的需要，又能高效地处理军政，控制思想，预防朋党。雍正七年，雍正一手创设了影响清国国运，主持清国大政183年的军机处。

——袁灿兴《军机处》前言

材料二   军机处成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废置，内阁变成了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览军、政大权两端，真正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但若从清朝正式官制来看，军机处还不算正式机构。

——王俊《中国古代官制》

材料三   在军机处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皇权与相权激烈对抗的现象，也从来没有军机大臣的全是嚣张到不可控制的程度，这可以说是军机处最成功的地方。在平定准噶尔之战中，军机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决定对准噶尔开战以来，军机大臣陪伴乾隆，随时提供参考依据……面对扩张了的巨大版图，乾隆当感谢他的父亲雍正，给他留下了军机处这样的巨大遗产。

——袁灿兴《军机处》

材料四   可以说凡清国大政，皆出自军机处。但军机处这样重要的、广为人知的机构，在学术圈中却仅有台湾傅宗懋先生所著《清代军机处组织及执掌之研究》,自我确定写作《军机处》一书后，便开始了繁琐的史料收集工作。幸运的是，当年的军机大臣与军机章京们，留下了大量与军机处相关的记载，而清人的笔记、年谱、清廷的实录、上谕，也提供了与军机处有关的海量材料。

——袁灿兴《军机处》后记

材料一英国的济贫历史十分悠久。1601年的《济贫法》就规定，地方教区负有救助贫民的义务；国家开征救贫税，作为济贫费用的专项开支；各地方保安审判官负责组织当地教区的救助事宜。《济贫法》的实施标志着英国的济贫体制基本确立。其中一些重要原则影响深远，如对老、弱及残疾人、穷人实行院内救济，不准对不愿意入（济贫）院的贫民给予任何院外救济；收容贫困儿童、青少年到贫民习艺所进行技术培训；对寻找工作的穷人，给予劳动介绍；对健壮的流浪者和乞丐，采取强制收容和强迫劳动。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颁布《住所法》，规定凡擅自变更居所的人，都得被送回其法定住所所在地的教区，非法居留者则被驱逐出境。

——摘编自毛日清《论英国社会福利的历史演进与特征》

材料二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初期，英国农业连年歉收，物价飞涨。工业革命初期，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加剧了谋生的竞争。1779年，兰开夏地区出现大规模反机器骚乱。1793年，英法开战，法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英国贸易受到阻碍，食品价格飞涨。1795年，英王颁布法令，正式废除《住所法》中的“预防性驱逐权”，人口流动得到保障。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出台，该法案对进入收容机构的穷人制定了更为严格的人身约束制度，如进行日常劳动，男女隔离，不准吸烟、喝酒，外出、会客须经请示、汇报等。收容机构往往食物粗劣、劳动繁重。时人嘲讽道，身体健全的人要么设法自立，要么进入“井然有序的劳动院”。

——摘编自卢海生《试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济贫法的调整》